潘建伟饶毅回应“钱学森之问”：为何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k8凯发百家乐

撰文 | 蒋海宇

责编 | 陈晓雪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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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13年前提给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其间众多有识之士也试图给出不同回应，但到如今依然是萦绕在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经典问题。

9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谢国明、《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刘伟等专家，在出席当天《科技日报》和《知识分子》联合主办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主题论坛上，再次回应“钱问”，科学精神的缺失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话题。

潘建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教育和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不再是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封闭，而是文化环境上的问题。潘建伟从两个层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第一，近年发展经济产生的功利氛围也影响到科学界。“我刚回国做量子信息时，很多人说它是伪科学。后来这个领域慢慢发展起来，我听说科研管理机构每年收到的项目都呈指数增长。本来并不具备必要基础的人，都跑到这个领域”，他举例说道并给出对该现象的解释，“可能因为该领域申请基金比较方便，能够用来谋生”。

功利的气息，也能从科学界同行如何评价彼此工作中闻到。潘建伟提到，很多科学工作者对研究本身并不感兴趣。“在中国，别人常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成果——他们并不关心你研究的具体内容。我在欧洲山村里遇见的老太太，都对科学本身有着兴趣，愿意和我聊科学”，他讲道。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潘建伟感到大陆学生总体更急躁、更希望早日出成果发文章。

潘建伟认为，功利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科技长足发展后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重拾自信，回到原来的贵气和从容的状态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

第二，潘建伟同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应该注意“大忌”，这是当前文化环境阻碍杰出人才发展的另一层面，比如“中庸之道”。潘建伟认为现在很多科学家畏于给出批评。“各种项目的评审中，很少有人觉得项目不好就可以直接批评它。如果项目不好，他们往往不说话，做不到当面指出问题。”

潘建伟也提到，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要么过分宏大，比如“天人合一”，要么过分注重实用性，因此中国虽然诞生了指南针、火药，却缺乏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研发的全链条、全方位的过程。

科技体制的改革应该是永恒的，随着时间、空间变化不断调整。要评估一段时间内科技体制改革是否到位，饶毅认为，要看这个体制是否真正支持了有德、有才、有能的科技工作者有效地开展科技工作。体制对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影响，也能从两个层面理解。饶毅说，往高端讲，我们要问中国的科研体制能不能保障有才华、有德行的科学家成为科技界的代表，并主导体制改革。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然而，饶毅花了更多时间探讨低端的层面——中国的科技体制能不能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底线。饶毅援引今年李红良学术不端一事，对李学术不端曝光后，科技界内部各方无作为的现象提出了激烈批评。

“只要把李红良有问题的文章拿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是一篇文章的同一个结果，图片经过ps就放在另外一篇论文，这种作弊是很容易被识破的、非常拙劣的，而且是长期如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是中国享有盛誉的基金组织，里面从上到下都知道李的工作是作弊，居然不肯站出来。这就是放弃了自己对底线的巩固，绝不能用一个程序性的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

除了自然科学基金委，饶毅认为以前给李颁发“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的谈家桢基金会，也在维护学术共同体底线中缺席。“如果这个奖项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让所有获谈家桢基金奖的人认为获奖是拿了一个荣誉，而不仅仅是钱，就得严肃处理这个事情。”他说。

李红良的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在此事件中的处理方式也让人遗憾。事件发生后，武汉大学在十天之内就结束调查，认为李“不存在学术造假”。但之后李红良涉嫌造假的各种问题不断被曝光，包括在暨南大学读硕士时论文涉嫌图片造假，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学术论文也存在同一条带代表不同实验结果等问题，甚至在加拿大做博士后时发表的论文因同样的问题被迫撤稿。但是武汉大学此后再也没有回应，李红良也继续在武汉大学任职。饶毅认为，如果对李红良造假行为的不作为，会为整个武汉大学树下不道德的先例。“如果老师都不处理，以后还凭什么处理学生？”饶毅反问道。

如果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规范都得不到维护，就更谈不上培养杰出人才所需的土壤和环境。饶毅认为，k8凯发百家乐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一个全国性机构统领处理底线问题，诚信办公室有一套规则，它一定要各个单位出现情况严格处理，一个单位只要有一个案例不严格处理，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停这个单位几年（经费）。现在各个单位（遇到科研诚信问题）都逃跑了，一定要有人挺身而出做这个事情。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谈到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现状，《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刘伟如此形容。

《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刘伟

他进一步阐述道，当前，令人痛心的假渗透中华民族的身心，商品领域处处有假，学术领域抄袭、浮夸成风，年龄、学历造假更是匪夷所思。假、伪、骗无处不在，侵袭着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中国人的精神，让有识之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缺乏科学精神，巨人也会跛足，也会虚弱无力，不堪一击。

“实事求是地说，科学精神在中国确实没有很好地扎下根来，没有成为塑造我们民族品格的基因。”《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谢国明也“不客气”地说，当下国内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俯拾皆是，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

从“未发现主观造假”的韩春雨事件，到女儿疼、扎妈妈的“量子针灸”，科学精神的缺失确实是中国的顽疾。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谢国明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认为，科学的发展须臾离不开批判和质疑，但普遍而言，中国科学界缺乏这样的学术文化，显性的舆论和潜在的氛围都不鼓励批判质疑。

“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缺乏批判质疑国内外同行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又缺乏接受他人批判质疑的气度和胸怀。”刘亚东以科技界的现象举例说，这也表明了弘扬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必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

“如果加强科学家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还是可以出人才的”，刘伟表示，除了求职之外，再加上求学，加上人格的培养，如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等，在人格上培养出一种德智体全面的人才，我觉得一天出不了钱学森，但是十年、二十年还是有可能的。

“在过去100年，中国引进科学的背景下，过去40年，中国学习科学、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正在迎来以原创性科学诞生的自主k8凯发百家乐的技术支持中国，在更高层面长期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当天论坛的最后环节，饶毅代表《知识分子》和《科技日报》宣布，双方将共同发起“科学精神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

此次“科学精神在中国”论坛为讨论科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好的开始。据介绍，在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即将迎来中国举旗“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科学精神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希望将同样的严肃讨论带到全国各地，在不同的城市、高校和科技场馆，推动传播最新的科学思想和成就，弘扬科学精神，构建中国的科学文化，让科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深入人心。

潘建伟和刘亚东随后将一面“科学精神中国行”的旗帜授予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代表郑君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将成为这一大型公益活动的首个联合主办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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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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