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撰文 | 刘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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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1818-1883）在伦敦寓所逝世，享年65岁，三天之后下葬于伦敦城北的海格特公墓。3月17日是个星期六，墓园里比平日还要宁静，参加葬礼的有恩格斯（1820-1895）和马克思的家人好友共13人，马克思的遗体与15个月前去世的夫人燕妮（jenny edle von westphalen，1814-1881）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里。原本墓穴上仅有简陋的装饰，1954年英国共产党出资在邻近择地移葬（与马克思夫妇安葬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小女儿埃莉诺、外孙哈里•龙格和家庭老友兼管家琳衡），并延请英国雕塑家、身为英共党员的布拉德肖（laurence bradshaw，1899-1978）制成马克思头像置于碑座之上，碑面上用金字镌刻着《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图2 布拉德肖正在塑造马克思头像（图源维基）
“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恩格斯用这样沉重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演说。本文前面那段有关科学是历史上的推动和革命力量的引文也出自这篇悼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经典表述。它最早以德文发表在1883年3月2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原题“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除了恩格斯的演说之外，这篇文章对葬礼的过程也作了简要的记述，完整的中文译文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恩格斯这篇演说词的全文，也被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题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国的每位高中生应该都熟知其内容。在恩格斯讲话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雷姆克（gottlieb lemke，1825-1887）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敬献了两只系着红带的花圈。之后就是恩格斯的那篇著名演说，是用英语讲的。恩格斯讲话之后，马克思的大女婿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用法文宣读了几份悼词和唁电，先后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彼•拉甫罗夫（p.lawrow）、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书记莱宾（lépine）、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代表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josé mesa y leompart）。最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的德语演说。整个葬礼犹如一个国际论坛。除了上面几个人，恩格斯提到的葬礼出席者还有马克思的二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edrick lessner，1825-1910）、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格·罗赫纳（g.lochner），以及两位自然科学界的一流学者：化学家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与动物学家兰开斯特（ray lankester，1847-1929），他们俩人都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朋友。肖莱马是一位德国出生的有机化学家，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被认为是石油化学的先驱，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诚党员。兰开斯特是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教授，专攻无脊椎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曾任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第三任馆长。 图5 动物学家兰开斯特（图源维基）
以上连同恩格斯本人在内共9人，按照相关文献的记述，当天到场出席葬礼的共有13人，其余未被恩格斯提到名字的四个人应该是小女儿埃莉诺（jenny eleanor，1855-1898)、埃莉诺的男友艾威林（edward aveling，1849-1898），马克思家人的忠实朋友与管家琳衡（lenchen，原名helene demuth，1820-1890），以及诗人、社会主义者与埃莉诺的友人拉德福德（ernest radford，1857-1919）。马克思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卡洛琳（jenny caroline，1844-1883）生下来就随父母流亡，1872年嫁给了法国记者与激进的社会活动家龙格，早于马克思两个月在法国去世。二女儿劳拉（jenny laura，1845-1911）1868年嫁给了在第一国际工作的法国革命者拉法格，1911年11月5日夫妇二人在巴黎寓所注射氰化物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我在无情的老年之前自愿结束生命，衰老的年龄夺走了我一个又一个的喜悦和乐趣，剥夺了我的身体和精神力量，麻痹我的能量，破坏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他人的负担。......我带着无比的喜悦死去，因为我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为之献身四十五年的事业将取得胜利。”小女儿最受家人宠爱，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她就在书房里玩耍，家人都以昵称叫她“杜西”（tussy）。她与阿维林是恋人关系，但一直没有结婚，1898年埃莉诺发现阿维林不忠后服毒自杀。图6 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 约1886年，纽约（引自文献[3]） 图7 李卜克内西、埃莉诺与艾威林 1886年，纽约（引自文献[3]）
图8 龙格与卡洛琳（引自文献[3]）
图11是墓地原貌，马克思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图中箭头指向的墓穴就是马克思与燕妮的下葬处，墓脚处有一花盆，墓碑平置于墓穴前方。图12是中国当代画家何孔德的丙烯画，题名《简朴的葬礼》。画中高个子大胡须的人就是正在马克思墓前演说的恩格斯，其余可以辨认的有：手持礼帽位于画面中心的是马克思的大女婿龙格，他是一位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派），曾经参加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并被法国政府通缉；龙格左侧是化学家肖莱马；画面左端面朝观众的大胡子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搀扶的女子是琳衡；恩格斯身后的两位男子则是拉法格与艾威林；两位较年轻的女子应该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埃莉诺（实际上劳拉未到场）。对比上面那些历史照片，我们发现画家是做足了功课的。
图12 何孔德《简朴的葬礼》（2018） 收藏处不详“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上面这段话同样出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仅数日，恩格斯就读到了并向马克思推荐，他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下，我现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此书写得非常好。目的论有一个方面一直没有被驳倒，现在（达尔文）把它批倒了。此外，至今还没有过那样成功解释自然界历史发展的光荣尝试。”马克思后来也阅读了《物种起源》并对达尔文表示钦佩， 他复信恩格斯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1873年6月16日，马克思把刚出版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赠送给达尔文,这一带有他亲笔题词的珍贵版本至今保藏在达尔文晚年的住所里。达尔文收到马克思赠书后，1873年10月1日复信道：“我感谢你送给我你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荣誉；我深愿我能够更深切的了解那些政治经济学上深长而且重要的题目，使我受之无愧，虽然我们两人的研究方面是这样的不同，但我相信我们都是努力希望扩张知识的人；并且经此长途以后，一定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的。”（周建人译文，转引自文献[6]）图13是达尔文晚年读书写作的住所之书房一角。达尔文故居在伦敦东南30多公里的肯特郡唐村，现在是达尔文纪念馆，有人译作“唐屋”（down house）。图14是唐屋客厅书架中马克思赠送的德文版《资本论》，扉页右上角的题辞是：有人在达尔文档案中发现一封措辞委婉的拒绝信底稿，因此多年来流传着一个不实的传说，称马克思曾致信达尔文希望把《资本论》题献给他，但遭到后者的拒绝。其实达尔文那通草稿是写给马克思幼女之男友阿维林的，后者有自然科学的学位，曾受恩格斯委托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也是达尔文学说的热情拥戴者，政治上非常激进。1880年10月12日阿维林致信达尔文，想把自己编辑的小册子《向大学生介绍达尔文》题献给他，后者很客气地谢绝了，此事与马克思毫无关系。这一误解最早出自苏联1931年出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后来又经一些权威专家宣传，也曾流传中国。直到197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尔克哈尔德在剑桥大学达尔文档案中发现了阿维林致达尔文信的原件，这一流传数十年的误会才被澄清。图15是中国当代画家秦文清的油画《将<资本论>赠给达尔文》。实际上马克思与达尔文从未谋面，画家将两位人物安置在各自的书房内：前者手握鹅毛笔，抬头凝思，似乎刚在扉页上完成了题辞；后者正伏案疾书，应该是在复信，桌上还可见到从猿到人的演化图示。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画面中间，则是马克思赠送的《资本论》，以及他的题辞与达尔文的复信。画家用一个外框将两位伟人的书房及表现他们联系的书信统合起来，画面深沉静谧，光线色彩柔和，从内容到形式都传达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生活的精神面貌。图15 秦文清《将<资本论>赠给达尔文》（2018） 收藏处不详马克思旅居英伦之际，正是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时代。在谈到蒸汽机这一划时代发明的意义时，马克思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是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举行就是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一次大检阅，马克思曾亲临现场参观并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机器生产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敏锐地观察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将成为工业生产与世界经济的中心。图16是中国当代画家井士剑的油画作品《参观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世界工业博览会”即“伦敦万国博览会”，它是现代世界博览会（world exposition）的源头，因此称其为首届世博会不错。图16 井士剑《参观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2018），收藏处不详画家借鉴了水墨画技法，画面景色偏暗，物象朦胧，犹如置身于19世纪中叶的雾伦敦之中。马克思当年33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伦敦过着贫困的生活。画中的他手拄雨伞，目光坚毅地注视着前方。身后是一个蒸汽驱动的巨大齿轮与火车头，背景则是博览会的展场海德公园内的水晶宫（博览会后迁出，1936年毁于火）。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端有两位劳动者的形象，其中一个是手握铁锤的工人，另一个是坐着的纺纱女。画面右端则有一位穿着清代官服的中国人，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不过他不是真正的官员，更不是清政府的代表，而是一位广东籍的上海宝顺洋行的老板徐德琼（字荣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借助世博会展示“日不落帝国”的力量，营造一种“万邦来仪”的气氛也是组织者的目标之一，东方大国的参加自然是英国人求之不得的了；不过当时的清政府正穷于应付太平天国造反，也无人了解博览会的意义，因此完全无瑕顾及此事。凑巧的是，载着徐德琼及其家人和“荣记湖丝”的商船正好停泊在泰晤士河上，而徐德琼此前曾捐过一个小官，为了便于做生意随身带着官服，英国人就把他当作中国的代表，不但邀请他出席博览会的开幕式，还专门安排了女王的接见。他带来的“荣记湖丝”也获得了博览会颁发的奖章。图17展现了1851年5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出席万国博览会开幕式的景象，画家名塞卢斯（henry courtney selous，1803-1890）。画面中央台阶上站着维多利亚女王、她的夫君阿尔伯特亲王，以及其他王室成员，台阶下方左侧是一些帝国显贵与军政大员，右侧则是各国使节与参展代表，身着官服的中国人位于前排最显眼的位置，他就是上海宝顺洋行的老板徐德琼。此公在向维多利亚女王鞠躬时，引起了在场人的欢呼。就此有人记述道：“众人无不钦佩其沉着及镇定之态。此人不与任何人答话，却神态自若，友善可亲......其举止犹如一位世界公民。”图17 塞卢斯《1851年5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为伦敦博览会揭幕》（1851-1852）现藏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图18是发行量颇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版画，描绘女王一家在奥斯本行宫会见徐德琼及其家人的情况。图下的说明写道：“女王上周一给予中国绅士琼阿德（chung a-tai）先生一家以殊荣，在奥斯本宫会见他及其两位小脚妻妾和姻嫂。他们新近从中国抵达英国，这是任何中国家族未曾享有过的优遇，为了鼓励他们敢于克服中国人根植于心的禁止女子离开天朝故土的偏见”；“他们来英的目的之一是参观万国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如愿以偿。”文中的“琼阿德”应该就是“徐德琼”的昵称。图18 佚名版画《女王陛下在奥斯本宫接见中国家族》原载《伦敦新闻画报》1851年8月30日第269期（转引自文献[7]）19世纪中叶，以蒸汽为驱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已基本完成，主要由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初现端倪。1848－1849年席卷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1849年8月移居英国伦敦并在此度过余生。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中，记下了1850年夏天对马克思的一次访问，以及伴之而来的故事和感想：“不久我们就谈到自然科学。马克思嘲笑欧洲胜利的反动势力幻想着他们已经扼杀了革命，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已在准备另一种新的革命。蒸汽之王在上一世纪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它的统治行将终结，另一个更强大的革命力量将取而代之，那就是电力的火花。接着他兴奋地告诉我，最近在摄政街上陈列着一个拉着一列火车的电动机车模型。‘经济的革命之后会有一个政治的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在谈到科学与机器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那种叫作唯物史观的东西，表现得是如此清晰。……第二天早晨，那汹涌不定的思潮终于驱使我再度出门，急匆匆地奔向摄政街，要看一看那模型——那现代的特洛伊木马。资产阶级在自杀的眩惑中很高兴地把它引进了自己的伊利翁城，象从前特洛伊的男女们所做的一样。那木马会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神圣的伊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必将到来。”伊利翁（ilion）是特洛伊城的古老叫法，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即得名于此。李卜克内西这里是以伊利翁城比喻资本主义制度，木马象征的电力则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革命因素。图19是意大利画家提也波洛（giovanni domenico tiepolo，1727-1804）的作品，描绘特洛伊人兴高采烈地把木马拉进城里的场景。图19 提也波洛《木马被拖进特洛伊城》（1760）， 现藏英国国家画廊我曾以上面那段引文，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和课程作业的读写内容，千字为限，正反立场不拘，一直没有见到较为满意的答卷。附：2018年5月5日至2018年8月5日，中宣部、中共党史研究院与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文所用三位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均为本人在展场拍摄，撰文时未能联系到各位画家，也不知作品现在收藏何处，仅此说明并向何孔德、井士剑、秦文清三位先生致谢。
[1]恩格斯.1883.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卷.374-379页.[2]马克思.1860.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卷.13l页.[3]玛丽•加布里埃著.朱艳辉译.2018.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4]弗•梅林著.罗稷南译.1956.马克思传.北京：三联书店.[5]拉法格、李卜克内西著.中央编译局译.1954.回忆马克思.[6]吴德铎.1979.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信辨证.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48-52页.[7]黄时鉴.2008.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51页.[8]梦隐.2021.科学、工业与社会变革.科学文化评论.第18卷第3期.124-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