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邂逅缝纫机：达利眼中的《晚祷》│左图右史-k8凯发百家乐

米勒《晚祷》（1857-9）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

撰文 | 刘   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责编丨戴   威

●            ●            ●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国尚处于潜伏状态，羁旅地的艺术博物馆推出一个名为《米勒与现代艺术：从梵高到达利》的特别展览，展品绝大多数来自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原作。

作为艺术史爱好者的笔者自然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前后三次前往就近观摩大师的杰作。下图是特展入口处，主打海报是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晚祷》。

美国圣路易斯市艺术博物馆米勒特别画展入口 作者摄影

“晚祷”或“晚钟”，宗教画还是农民画？

《晚祷》在19世纪西方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实它的正式名称是《天使》（l'angélus）。画家将普通农民的劳作与圣洁的感情融汇在一起，赋予世俗生活一种庄严的宗教色彩和仪式感。

画面中太阳刚刚沉入大地，远方地平线上依稀可见一座乡村教堂，一对面向而立的农民夫妇站在暮色笼罩的大地上，停下手中的活计，虔诚地低头祈祷，感谢大地与上天赐予的食物。田垄和篮子里的土豆以及三齿叉、手推车显示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静谧的画面却给人带来温馨与安详。驻足画前，人们仿佛能够听到晚风吹来的阵阵钟声，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有人称此画为《晚钟》，以声入画，更添了一份诗意。

米勒《晚祷》（1857-9）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

据说此画的买主原是一位美国画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交。米勒后来又在教堂上加了个尖顶，并将原题 “为马铃薯祈祷” 改成 “天使”。关于这个名字，画家后来写道：“它来自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在田野里劳动时，每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祖母就会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帽子，十分虔诚地告诉我们 ‘天使在为穷人祷告’。”

不同的人对此画有不同的理解：农民画、宗教画、写实主义代表、象征主义的先驱…… 即使在非常专业的艺术史家中间，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

《晚祷》与《拾穗者》、《播种者》一道，被后人称为米勒的三大不朽杰作。1875年他去世后，此画曾几经易手，最后由一位法国人商人高价购得赠送给国家，先后由卢浮宫与奥赛美术馆收藏。

梵高临《晚祷》

对于米勒这幅作品，历来临摹、借鉴和再创作的人不计其数。下图为荷兰画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27岁那年，以素描形式临摹的《晚祷》。

梵高临摹的《晚祷》（1880）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

那时候他刚学画不久，对米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这里我想借用陈丹青系列节目《局部》（第一季第四集）中的一段评论：

“梵高在1881年左右开始下手学画。他临摹谁呢？他就一直临摹米勒的画……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是画贵族，画有钱人，画才子佳人这些，米勒却会说一个劳动的人是最美的。他自己就是农民，种过地……梵高一辈子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几乎全是农民，全是受苦的人，穷人。到了巴黎以后，他（笔下）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在他身边的下层人。比方邮差啊，妓女啊，咖啡馆老板啊，小医生啊，还有一些天晓得是什么身份的人。但是不管画什么人，所有的人到了梵高的画里，一律都变得非常憨……憨人画憨人，穷人画穷人，就会弄成梵高这种滋味。”

除了上面这幅素描，梵高模仿米勒的《播种者》、《除草者》、《刈麦者》、《缝衣农妇》、《第一步》等作品也都出现在这个展览中。

应该说，要理解米勒对梵高的影响并不难，可要说清他与达利的关系就有些费力了。笔者也是看过这个展览之后，翻阅了一些资料，才多少有了一点感觉。这里不揣简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达利看《晚祷》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对米勒的这幅杰作非常感兴趣，并据此创作了许多作品。

据他回忆，早年学校的走廊里就挂着《晚祷》的复制品，从那时起他就对此画痴迷，从中读出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孤寂、永恒、性紧张与浓郁的悲情。

1933年，痴迷于弗洛伊德的达利在超现实主义杂志《牛头怪》（minotaure）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古怪文章，标题是 “对米勒《晚祷》中迷人形象的偏执狂的批评性解读”（interprétation paranoiaque-critiquede l'image obsédante l'angélus de millet）。

达利的文中借用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 1846-1870）的名句 “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邂逅”，说明他自己提出的偏执狂批判方法的要义：通过 “欣狂错乱的诠释图示”，揭示画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梦境或潜意识思想。洛特雷阿蒙是一位出生于乌拉圭的法国诗人，原名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其短暂的24年生命只留下了《马尔多罗之歌》与另外两部名为《诗》的文艺批评手稿。

《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首长诗，共六篇（六支歌），主人公是一个不信上帝厌恶人类的邪恶青年，全书充满了暴力、黑色幽默、虚幻的梦境和光怪陆离的场景。《马尔多罗之歌》对现代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洛特雷阿蒙也被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们奉为先知。达利则声称《马尔多罗之歌》是名副其实的颠狂与错乱之作，文章的标题来自该书第六篇，这里用隐晦的诗句形容一个小男孩的 “美丽机会”。

达利认为，这一诗意的视觉图像，“既是前所未知之境，又是崇高之境”，正与米勒70多年前完成的《晚祷》契合。他在文中写道：画面把观众带到两个人在孤寂、昏暗中经历了漫长等待而最终相遇的意境之中，被耕作的土地代表有生命的肉体，插在大地上的三齿叉则象征男性对女性的征服。

其他一些论述细节也堪称荒诞，例如他声称，画中农夫的轮廓如同一把雨伞，而农妇则像一架缝纫机：“雨伞，超现实主义的典型物件，一个带有象征功能的物件”；而“那具缝纫机，特征突出的、人人认得出来的女性象征，她甚至拥有那根致命的、食人属性的缝针，那根缝针的工作就等同于母螳螂掏空其伴侣时所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穿孔”。更直白些，农夫手中的帽子是为了掩盖其令人难堪的勃起，农妇恰似一只在交配中啃食配偶的母螳螂——在许多文化中，螳螂被称为 “祈祷虫”（praying mantis），或者因其被人观察到的 “性食”（sexual cannibalism）行为而被称为“致命情人”。

达利《超现实主义风景中的缝纫机和雨伞》（1941） 图源：pinterest

左：达利《向米勒的天使致敬》（1934） 图源：mists of mania 右：螳螂的“性食”    图源：明宇知识网

《晚祷》中藏着一具小棺材

除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化艺术圈外，似乎没有太多人把达利的诠释当回事，但是这不妨碍他不断自娱自乐地通过作品 “戏说”《晚祷》。后来他一再回到这一题材来，创作了大量以米勒《晚祷》为表、以他自己在《牛头怪》上发表的超现实主义诠释为内涵的作品。

下面两图分别是《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le mythe tragique de l'angélus de millet）和《暮色中的返祖》（atavism at twilight）。小汽车和搬运马铃薯的手推车都被莫名其妙地悬在半空，这与达利有意在作品中表现错乱和无序的超现实主义观念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返祖》中的农妇腋下还夹着一根长棍，应该理解为是 “那根致命的、食人属性的缝针” 的象征。

达利《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1932） 图源：wikiar

达利《暮色中的返祖》（1933）， 现藏玻恩艺术博物

下图题名《米勒<晚祷>的考古怀旧》（archaeological reminiscence of millet’s angelus）。可以看出，其构图与米勒的《晚祷》基本一致，只不过达利将观察者的视点提升到远高于地平线的地方，画中的两个人物犹如亘古洪荒时代的巨人。

达利《米勒<晚祷>的考古怀旧》（1935） 现藏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达利美术馆

“考古”、“怀旧” 以及前面两幅画题中的 “悲剧神话” 与 “返祖”，都折射出达利对《晚祷》的诠释：“这位画家有悲剧性的返祖食人现象，返回我们老祖宗那种对甜美、柔软、精挑细选的人肉的喜爱”。

1938年，达利又写了一本专著《米勒<晚祷>中的悲剧神话》（el mito tragico de el angelus de millet /the tragic myth of millet’s angelus），不过直到1963年才正式出版，书中宣称米勒实际上描绘的是一对穷苦农民埋葬孩子的场景。

上世纪60年代，达利的名声已如日中天。在他的坚持下，研究者对当时还保藏在卢浮宫的米勒画作进行了x射线扫描，结果发现装满土豆的篮子的地方原来有一个小棺材的轮廓。达利的那本书也一下子火起来，直到21世纪初还有不同文字的重版，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成为当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一段佳话。

下图名为《琴上的冥想》（meditation on the harp），可以视为达利对《牛头怪》上那篇古怪论文的进一步发挥：图中农夫的帽子更加下移，头颅低垂看似表示悲哀，按照达利的解释更多的是象征羞耻而不是虔敬；农妇则完全赤裸，一手环抱丈夫，一手触摸着蛋头人的面颊；蛋头人半跪在地上，左脚似兽角，右肘后面伸出一个类似乐器的东西，他是农民夫妇刚死去的儿子。三个人物构成一个所谓的 “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暗示恋母与乱伦。

达利《琴上的冥想》（c. 1933），现藏美国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市达利美术馆

加拉与《晚祷》

提到达利的私生活自然离不开一个叫加拉（gala dali，1894-1982）的女子。他们相识于1929年，加拉比达利大10岁，此时已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paul éluard，1895-1952，1920年代的法共成员）结婚11年并育有一女。达利与加拉很快堕入情网，1934年正式结婚（同年艾吕雅与一位德国出生的女艺术家结婚）。达利是个充满困惑、不安、生活与思想都杂乱无章的人，只有加拉能把他从疯狂中打捞出来并激励他的艺术灵感。尽管加拉生活不检点，达利并不在意，他宣称加拉是自己的缪斯女神。

达利许多重要的作品中都有加拉的形象，如《赤裸的妻子看着她的身体》（1945）、《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原子丽达》（1949）、《耶稣受难》（1954）、《哥伦布发现美洲》（1959）、《基督教理事会》（1960），以及多座雕塑等。

左：达利《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现藏美国威斯康辛州马奎特大学艺术博物馆 右：达利《原子丽达》（1949）现藏西班牙菲格雷斯市达利剧院博物馆

下图是达利1933年的作品《加拉与米勒的<晚祷>， 圆锥变体到来之前》（gala and the angelus of millet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arrival of the conic anamorphoses ），画面与图题一样令人费解。实际上，“圆锥变体” 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尝试表现散片化多义空间的一种构图形式，与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在20世纪初开创的立体主义风格有关，更早则可以溯源到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

达利《加拉与米勒的<晚祷>， 圆锥变体到来之前》（1933），现藏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美术馆

达利与毕加索在艺术、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交集，但是从这幅画中很难看出 “圆锥变体到来之前” 这一副题的意思。笔者猜测“圆锥变体”指的是上面《琴上的冥想》中的蛋头人，两幅画作于同时而这幅完成的时间略早。

画面中，背对观众的秃顶人是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他对面微笑的女人正是画家达利的夫人和艺术知音加拉。室内搁板上放着几座石膏像，居中的是超现实主义创始人、法国作家与诗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他于1924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被认为是这一运动诞生的标志。达利年轻时曾一度加入西班牙共产党，成名后还曾秘密访问苏联。布勒东早年也曾是法共党员，是达利的精神导师，后来两人意见不合闹翻了。

画面里的门楣上挂着一幅画，正是米勒的《晚祷》。还有一个奇怪的形象站在门外，头上顶着个大龙虾，这是达利喜欢并经常植入作品中的东西，那人翘起来的金色八字胡非常醒目，一般资料都说他是俄国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加拉生于俄国喀山市，列宁与高尔基年轻时也都在喀山求学，这可能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原因。

达利为友人设计的《龙虾电话》（1936），据说他共创作过11件同类作品 图源： 维基百科

总之，画中的人物都与达利的早年经历有关，超现实主义就是要把一些下意识的思想断片用视觉形象表达出来。

下图是《加拉肖像》（portrait of gala ）：图中出现了两个加拉，近端背对观众的加拉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远端面向观众的加拉坐在一个木质轮椅上，实际上是《晚祷》中那个手推车的变形。加拉身后的墙上就是那幅画——可以看出，画中的农妇比原作要高大很多。加拉就是那个“致命情人”，而达利就是一只心甘情愿被榨取和嚼食的公螳螂吗？

达利《加拉肖像》（1935），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最后，下图这幅作品名为《米勒的建筑天使》（ángelus arquitectónico de millet ），其主体是一对变形的白色雕塑，貌似现代建筑风格的两个庞然大物屹立在大地上，不看图名很难把它们与《晚祷》中的农民夫妇联系起来，唯有右边物体突出的针状造型令人想到缝纫机的隐喻。在达利众多以《晚祷》为母本的作品中，是否投射出他与加拉那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管道升《我侬词》）的特殊关系呢？

达利《米勒的建筑天使》（1933），现藏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馆

老实说，笔者不喜欢达利对米勒 “偏执狂的批评性解读” 与恣意发挥，他的 “晚祷” 类作品简直是对前代大师的亵渎。以上只是看过那个特展后的一点个人体会，写作中追踪到达利发表在《牛头怪》上的奇葩论文，以及洛特雷阿蒙那久已听闻而不解其意的古怪诗句，也算是些意外收获。

达利是个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并喜欢出奇争胜的艺术家，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之后，他又先后痴迷于当时自然科学的众多新成就：相对论的时空观，原子世界的组成，突变论描述的运动与变形，以及生命的物质基础等，都被他以超现实主义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懂或不懂，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将在下一篇介绍。 

 制版编辑 | 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