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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率真与误解：他们眼中的杨振宁

2022/10/01

导读

百年风华杨振宁

10.1

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百年风华杨振宁 | 绘图：王若男

导读

在学术上，杨振宁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一个诺贝尔奖，并不足以代表他的成就；在爱国上，无论身在美国还是中国，他都在物质层面、实际行动层面及精神层面都为中国科学界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大家杨振宁先生迎来了一百周岁生日。值此之际，由智识学研社出品的杨振宁传记纪录片，近日即将在全球首播，敬请期待！

撰文 | 宋安娜

责编 |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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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是物理学大师杨振宁诞辰100年的日子（据李炳安和邓越凡两位教授考证，杨振宁的实际生日应为10月1日）。

1956年，当时分别只有30岁和34岁的李政道和杨振宁率先在物理学界挑战了对称性，因合作发现 “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二人在次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已经摘得了科学领域这一最高的荣誉，然而，在物理学界看来，这还不是杨振宁最重要的贡献。

199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杨振宁举办的荣休学术讨论会晚宴上，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费曼·戴森在所作的演讲中这样说到：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dirac）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以后成为石溪的哲人，引导他的思考的，一直是他对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

这热爱导致了他对物理学最深远的和最有创见的贡献——和米尔斯（robert mills）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已渐渐成为比宇称不守恒更美妙、更重要的贡献。在杨振宁-米尔斯场理论的架构上，经由其他物理学家的发展，奠定了上世纪50年代后高能物理的理论基础：“标准模型”。

2003年，杨振宁从纽约石溪搬回北京，住在清华园里，回到了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此时，距离他1945年抵达纽约、开启留学生涯，已经过去58年。用他自己的说法，是 “一生走了一个大圈”。

早在荣休之前，杨振宁便以各种形式参与和帮助中国科学的发展。回国后，他将工作重心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建设上。该机构对标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希望可以吸引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做纯粹的尖端研究。目前，杨振宁担任清华高等研究院的荣誉院长。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初期，杨振宁代表全家捐献了100万美元现金，包括他的诺贝尔奖金在内，几乎绝大部分积蓄都捐了。继而，他通过各种渠道，又募集到了约1500多万美元资金存帐。此外，他还帮助引进了计算机专家、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密码学家王小云等人才，并改革清华物理系。

他还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影响中国科学界，那就是从精神上鼓励了后来者们，让人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在科学界做出最一流的成果。就如他自己所言，“（自己）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在杨振宁诞辰100周年之际，《知识分子》邀请相关学者，回顾他们与杨振宁先生交往的细节，籍此了解他们眼中的这位科学大师，包括杨振宁的科学成就与品位、思想魅力等。

讨论嘉宾：

潘建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饶毅，生物学家

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

你们认识的杨振宁是个什么样的人？

问：杨振宁认为，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杨振宁先生已经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从你们近年来与他的交往中，感觉他的状态如何？

潘建伟：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杨先生，其实是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此前一年做了一件比较好的工作，是关于多光子纠缠干涉度量学。杨先生了解到之后特别感兴趣，他当时已经回到清华了，问我能不能给他讲一讲。所以在2005年春天，我就在清华高研院跟他讲了好几个小时，他当时已是80多岁了，我担心自己一直从头到尾讲怕他太累了，他说 “你一定要讲，全部讲完。”

杨先生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惊奇的地方是，他的大脑怎么会这么年轻呢？我跟他在交谈的时候，发现他的大脑根本就不像一位80岁、90岁甚至是接近100岁的老人，我觉得他甚至比我还年轻。比如，他能知道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后说，“潘建伟，最近你们有个什么工作还比较好，能不能把文章寄过来给我看看？” 到了90多岁还保留着对科学的像孩童一样的初心，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地方。

饶毅：从这十几年的直接交往中，可以看得出来，杨先生的智力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他的听力是最快下降的，体力慢慢也是有改变，但是只要谈到具体事情，他的见解与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

杨振宁先生其实懂的方面很多，而且记忆非常好。他对于几十年前的某些很细节的事情，他的记忆都非常清晰，且不仅是对科学，他对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国历史发展、社会文化等等，杨先生也常常有非常深刻的一些见解。

2020年，杨先生在医院大概住了半年多的院。出院不久，我和太太请杨先生和翁帆，我们四个人吃过一次午饭。杨先生当时98岁，这么大年纪，三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他一点睡意都没有，而且期间几乎主要都是他一个人在讲，谈了很多有趣而且有意义的东西，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从科学到社会。

朱邦芬：我与杨振宁先生比较频繁交往是2000年1月以后。原来我在中科院工作，2000年1月我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4月更名为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工作，杨先生是名誉主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杨先生接触非常多，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我也数不清一起吃了多少次饭。

杨先生非常健谈，记忆力极好。我曾经跟杨先生说，我能不能在和他吃饭的时候，我用手机将对话录下来，这些对话以后将会是非常难得的资料，杨先生很爽快地一口同意，但我自己感觉有个录音设备在身边，总感觉不自在，因此始终没有录。

2021年9月，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物理学会联合举办了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的研讨会。去年是他的100岁虚岁，今年迎来了他的100周岁。我觉得与一年前相比，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更好了。

问：在公众的感觉中，这样一个天才科学家自然是高高在上的。在私下的交往和接触中，可否描述一下杨振宁在个性、人格方面上的特点，有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饶毅：杨先生是我见过的男性中最聪明的人。我见过的科学家当中，也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当然，主要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不是每一个科学家，他的科学成很重要，他就一定很聪明。但是，杨先生的聪明程度，是要高出我见过的这些顶尖科学家的。

我见的人也不能算很少，特别是科学界人士，我自己在美国跟有些科学家的交往有相当的程度，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判断这个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方面，我相信我还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我跟杨先生接触的过程中，觉得他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睿智。

最奇特的是他父亲对他的判断。在他13岁的时候，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在他一张照片背后写着 “振宁，似有异禀……” 他父亲当年是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而杨振宁那个时候只是从中国安徽过来的一个小孩子。我想，这种聪明程度一般人是达不到的。

朱邦芬：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叫做《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我一开始试图用一个词来描述我认识的每位物理学大师，怎么来形容杨振宁？我当时写了好几个词，后来我想了半天，用 “率真” 这个词来形容杨先生。翁帆很赞成，杨先生也不反对，可能这个词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为什么用率真的词来形容杨振宁。一个是原因是他的心态很年轻。尽管生理年龄很高了，但他心理年龄还是很年轻，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另外他对很多事情都有点童言无忌的这么一种味道，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翁帆也觉得杨先生有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一样。

不仅仅是诺奖得主，还是世界级物理学大师

问：如何评价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

潘建伟：当时，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都认为宇称是守恒的，是一个想当然的事情，而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确是真知灼见。杨先生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 “杨-米尔斯场”，这个工作后来在很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变成了高能物理的一个基础，就是 “标准模型”。这项工作对我们整个物理学界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将是非常长远的。如果说没有 “杨-米尔斯场” 的话，很难想象后来的标准模型如何能够构建起来。

以我们在做的领域为例，其实杨先生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开展了大量关于凝聚态物理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那个时代因为实验没跟上，理论就很难继续发展下去了，但到了若干年之后，1995年左右的时候，因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超冷原子这个领域蓬勃地兴起之后，又推动了凝聚态物理理论的发展。

所以杨振宁的一些工作是解决了当时物理学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研究，像 “杨-米尔斯场”，则成为后来粒子物理学奠基性的工作。而凝聚态的工作，直到几十年后才慢慢显现出了正确性和重要性。所以我认为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饶毅：我虽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但是，我跟物理学方面很出色的科学家交流之后，就会知道，杨先生在物理学里面也不简单只是刚刚达到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他算做得很好的诺奖得主之一，所以他的科学成就很少有人能够达到。

问：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费曼·戴森在文章《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中写道：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dirac）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杨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相对最不重要的计算成为袖珍的艺术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测成为杰作。” 请问您怎么看待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品位？

饶毅：杨先生做科学是靠聪明和优雅，而我们生物医学里面有很多工作不需要很聪明也不需要很优雅就可以做，所以这对我有很大触动。

打个比方，你做一个研究工作可以是因为苦得要死、累得要死而做出来的，也可以是因为想法很聪明、做法还很聪明，最后得出很漂亮的结果。这种优雅的科学，在物理学领域有一段时期是有一批人在践行的，在化学、生物医学和其它学科里，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找不到。

虽然可能永远变不成物理学那样，但我非常希望做聪明又优雅的工作。一般人们蜂拥而进的这种热门的重复性的工作，我们不太做了，而是拼命在想一些别人没想到的、需要动脑筋和聪明到一定程度才能想到的研究。

问：除了在科学上的成就，杨振宁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饶毅：杨振宁先生当然对我们很多华人和有一部分非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华人来说，他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了我这个时代以及前后可能几十年的物理学界其他人。有一批中国年轻人想学物理，可能都跟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能获得诺贝尔奖和他们在物理学领域的影响有关系。

他和李先生让我们很多中国人觉得，科学不仅是我们中国必须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得好的。等到我要读大学的时候，1978年，大家都想读科学。那个时候中国的科学还相当落后，如果没有杨先生、李先生这样的榜样，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信心。

潘建伟：我们都非常认可这个说法。杨先生的成就会让我们后来的科学家相信，中国人也有很聪明的脑袋，可以做很好的科学。杨先生是2003年正式回国的。我觉得在他的影响下，从2004、2005年之后，走在世界前沿的海外华人物理学家们，甚至包括别的领域的科学家，回国的就变得越来越多，推动了2008年一个回国的热潮。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十多年当中，我国的科技水平整体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与很多优秀的人才回国是离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杨先生的回国，对我们整个科学，特别是物理学领域的推动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回国之后，并不是 “养老” 和 “享福”

问：你觉得现在公众对于杨振宁先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饶毅：我想一般人其实没有意识到杨先生的科学成就到底有多高，可能会觉得得诺贝尔奖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不会意识到他有更重要、更多的工作。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在饭后茶余把他的婚姻当成一个谈资，会忘掉了他是个伟大的学者。

有杨先生这样的杰出科学家，我觉得是我们中国过去100年的一个幸运。我们希望接下来的100年，在华人科学界，会再出现和杨先生一样伟大的科学家。

朱邦芬：除了他跟翁帆再婚这件事，另外一个误解就觉得他原来年轻时候在美国，一直到年纪大了，到80岁了再回到中国来定居，似乎是 “年轻的时候不回来，年纪大了回来养老。”

问：杨振宁在1945前往美国学习，2003年正式回国，当时已经81岁。就像大家上面提到的，在围绕杨振宁的误解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振宁是戴着一个 “首位华人诺奖得主” 的光环回国养老，将所有的贡献都留在了美国。对于这种杨振宁是否爱国的争论，你怎么看？怎么去理解杨振宁回国之后的贡献？

朱邦芬：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杨振宁在没有回国以前，已经为中国做了大量的事情，他当时在美国时也一直在帮助中国，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支持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1971年1月29-30日，大约3000名学生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举行的抗议游行。在参加过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人士记忆里，杨振宁是一个精神领袖般的存在。

在中美友好方面，杨振宁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曾经担任过中美友好协会的会长，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欢迎会是杨振宁主持的。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还没有访华，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杨先生很敏锐，他觉得中美之间可能打开了一条缝，他应该趁这个机会到祖国来看看。

1971年，当时在美国的所有华裔科学家，包括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允许到中国大陆来的，杨振宁是中美关系断裂20余年来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在他破冰之旅之后，后面陆陆续续有一大批华裔科学家回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打开了这道门。

1972年他第二次回国访问的时候，去了西安交通大学，看到一些老教授在那里将电阻分类。他觉得这个时代是不应该这样使用大学教师的，他就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来，认为中国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后来，总理就让周培源先生呼吁一下这个事情，周培源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是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他在回国之前做的事还有很多，包括帮助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帮助建立中山大学的高等研究院，也包括当时帮助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 回来以后他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我在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中较为全面地谈到他回国以后做的事情。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从80岁到现在，为中国所做的贡献远比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做的要多、更重要。

潘建伟：他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在粒子物理、高能物理方面，也在统计物理、凝聚态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此外，他还比较早的意识到量子技术的重要性。他很早就跟我说过，激光技术，将来能够操纵原子，是有无限前景的。

杨振宁先生回清华之后，其实非常深入地参与了清华物理系的发展与规划。除了指出要做一些大的东西要做，他还特别强调两个方向，一个是凝聚态的实验，一个是量子信息和量子物理。所以清华的物理相关学科，在杨先生回来之后，这些年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例如，2013年，薛其坤研究组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物理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就是受到杨先生的影响。

又比如，在杨先生的动员之下，姚期智教授在2004年决定回国，当时我觉得是非常震惊并受到鼓舞。因为姚期智已经是图灵奖获得者，他回来的时候才50几岁。现在清华在量子信息这一块做得非常好，清华的物理系，现在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几个物理系之一。

饶毅：杨先生在科学上帮中国出过很多主意、想法，包括主张哪些应该做、哪些应该暂时不做，这些都是根据他的科学判断，根据他对中国现在发展情况的判断，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非常好的。大家是否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杨先生本身是非常诚恳的，是根据他的智慧和他掌握的情况来提出这些观点的。

另一方面，在杨先生时代，他对于中美科技交流起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在帮助中国的学生、学者和美国的学生、学者的交流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问：除了在大的层面帮助到中国科学界之外，很多物理学家都曾回忆过杨振宁先生对他们个人的帮助。您对于他乐于助人这一点，有什么感受或者亲身经历吗？

饶毅：杨先生不仅是个杰出的学者，而且是一个 “gentleman”。他非常帮助其他人，提携后辈。其实在1940年代，在杨振宁先生不过还是个年轻的留美学生的时候，冯友兰有一封信曾写道，现在我们清华教职工子弟当中，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最会帮助弟弟妹妹，帮助其他同学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在我回国之后，杨振宁先生也是想办法支持我的工作。

杨先生对人非常好，从从他的言谈举止都时刻能够感觉到。他强调作为一个学者，对其他人要很好。

潘建伟：我在2000年初回来之后，因为跟我在奥地利的导师有些工作上的竞争，可能导师心里也有一些不太愉快。杨先生了解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特别请我的导师到清华大学讲学、访问，相当于希望我们俩以后能更好地合作。在若干年后，2016年 “墨子号” 量子卫星发射之后，其实有些工作是跟我国外的导师合作的。

朱邦芬：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大物理学家，对象我这样的学生辈的爱护，既有一种西方那种平等待人的绅士风度，也有东方儒家君子文化的亲情体现。我记得2000年，有一次杨先生请我跟我爱人一起去吃饭。当时我们没有车，杨先生有车来接我们。车到了我们住的地方，杨先生先下了车，就给我爱人开车门，然后回来时也是这样。我觉得从这个细节上，可以体会杨先生尊重女性、平等待人，十分照顾小辈的为人风格。

1971年，杨先生回国探访，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一批老科学家，在1971年的时候都是在劳动、在受批判。杨振宁回来的时候，他点名要见谁，对方境遇一下子好了很多。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在受批判，杨振宁第一个要见的人是邓稼先，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过问了这个事，邓稼先马上就被解放了。后来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说，某种意义上，杨振宁解救了邓稼先。

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更应该重视物理学的意义

问：其实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是赶上了一个粒子物理大发展、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欧洲最聪明的科学家也汇聚到了美国。杨先生他们在美国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与爱因斯坦那些最天才的物理学家朝夕相处。您怎么看待杨先生的成就与时代、机遇的关系？作为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结合自己的际遇，你有这种时代感吗？

潘建伟：个人的能力与际遇，都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杨振宁先生所有的成功，首先是归功于他的天赋和他个人的努力。以他获得诺奖的工作来说，首先是他的各种理论水平都很高，但如果当时他不是在研究物理的话，可能就会丧失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弄清楚弱相互作用里面的宇称是不守恒的，他正好又有能力、有才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本科论文就是做基础量子力学的。1995年，我出国之前，正好到南开大学访问，当时葛墨林先生按照杨先生的建议组织了一些研讨班，我在这个研讨班上了解到当时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就是超冷原子。后来1996年出国之后，就发现其相关的实验很快可以上手，所以1997年我们就产出比较好的工作了。

确实，人也需要有幸运的成分。一个聪明的人、准备好的人，得出现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才能抓住机会。

问：我们这些年科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凝聚态物理、天文学、量子技术等等。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美科技竞争，在这种关系下，物理对于中国的意义在哪里？

朱邦芬：应该说，物理学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创新思想、创新技术、包括人民的科学精神、科学素质的培养，都起了非常关键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物理是一个比化学、比生命更基础的一门科学。最重要的是，物理训练一个人的一种科学精神。物理学家的一个信念是，不管这个理论多完美，最后都需要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这种思想方法我觉得是对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投入的经费大量增加，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科技成果，这方面应该讲是很显著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在物理学的基础上还是不够扎实的，很多领域都缺人。例如，“卡脖子” 的芯片问题，量子信息问题，包含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以物理为基础的。

饶毅：

我相信在杨先生的激励之下，很多人投身科学之后，中国的科学在未来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当然会出现各个国家谁走在前、谁走在后的问题，但科学在根本上是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就像牛顿的工作最后并不只是英国得益一样。我相信以后我们中国的贡献也不仅是对中国，也会对人类有贡献。在这方面，杨先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他的科学是超出国界的，他做的是为人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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