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中国大学教育缺位的第三维-k8凯发百家乐

撰文 | 钱颖一

 ●                  ●                   ●

感谢清华教育研究院、清华经管学院、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这个座谈会，也感谢刚才各位领导的致辞。

《大学的改革》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由吴素萍总负责，2016年出版了第一、二卷，2020年出版了第三卷，2021年出版了第四、五卷。我在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学清华，是清华本科1977级，至今44年。今年正值清华大学110年校庆，在此时《大学的改革》出齐五卷，表达我对母校清华的致意。

这个致意有特别内涵。虽然清华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也是首批清华文科资深教授中唯一的清华毕业生，不过我在此前的学术成果大多与清华没有直接关联。但这套书不同：书中内容都是我作为清华人讲的，都是在清华讲的，也都是为清华讲的，即所谓 of tsinghua, at tsinghua, for tsinghua。具体地说，这套书是2001-2018年这17年中我在清华担任教师、院长期间的文章和讲话；它们几乎都是在校园中的这两栋楼—伟伦楼和舜德楼内讲的（我们马上就要搬进隔壁的新楼了）；而且所有内容都是为清华学生、教师、校友，为学院和学校讲的。全书五卷一共有397篇，内容都是实录，不是事后回忆或评论。在退任院长后的三年中，我花了不少时间整理第三、四、五卷，至此五卷已经全部出版。

这套书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运用经济学的视角、方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经验于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吴敬琏先生一直鼓励、启发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二是作为大学基层单位教育实践者和改革者去思考和行动。清华大学历任领导、朱镕基老院长对我的工作极为支持。希望这两个特点能给研究大学改革带来新意。

这套书中讲大学的改革，围绕两项内容：一是实践现代教育理念，涵盖现代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这是关于大学的教育和教学。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政校关系、治理结构、管理方法等，这是关于大学的治理和管理。今天我聚焦前者，着重探讨大学学生培养这个问题。

大学学生培养问题贯穿在五卷中，我想从最新出版的第四、五卷说起。这两卷分别是我参加 “与院长共品下午茶” 时与本科生、研究生的对谈交流。在2006-2018年担任经管学院院长12年间，我一共参加了106场“下午茶”活动，其中本科生40场、研究生66场，这两卷共收入86篇。我尤其记得2012年5月7日那场 “下午茶”，在座的杨斌老师、白重恩老师、钟笑寒老师三位也都参加了。

我参加 “下午茶” 时的本科生以“90后”为主，研究生以 “80后” 为主。本科生中既有经管学院学生，也有非经管学院的来自清华理科、工科和其他文科院系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第二学位学生。研究生中有博士，也有学术型硕士，还有专业硕士，也有高管教育。学生中有国际学生，“下午茶” 也有英文场。

“下午茶” 是一个场合，让我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对谈直接了解到学生的真实想法，并追踪这些想法的演变。如果说有关大学的文章和讲话常见，但是这类与学生的对谈记录就少见了。下面我从第四、五卷中抽选出我从清华学生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作为讨论大学学生培养问题的经验出发点。

现象一是忙、茫、盲（忙碌的忙、茫然的茫、盲目的盲）。清华学生生活的首要特征是忙碌，课程多、作业多、活动多，普遍反映比高中忙。忙碌之后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后是盲目，盲目地听辅导员的话，盲目地跟随学哥学姐的脚步走，因为他们是过来人，又住在楼上，可信，可学。虽然忙碌和茫然是各国大学新生的共性，但是盲目则是我们的特色。

现象二是学分绩导向。学分绩一直是学生关注的问题，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严重。学分绩（gpa）导向有其自身逻辑：各种评奖、推荐读研究生、找实习、找工作，都很难逃避学分绩，因为它可度量，可比较。在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中，只有用这样的指标才是公平可信的，操作成本最低的，如同高考总分、gdp一样。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矫正这种导向都效果甚微，感到无奈。

现象三是变相缩短学制。这表现在学生在大学前两年或硕士第一年选课非常多。这样本科用2.5-3年时间完成4年的学分要求，硕士在1年内完成2年的学分要求，留出时间或去实习或去工作，或去读第二学位或辅修。变相缩短学制的后果是学生总是处于仓促、匆忙的学习状态，根本谈不上 “从容”，这与国外学生通过 “间隔年”（gap year）变相延长学制的做法形成对比。

现象四是焦虑、纠结、内卷。内卷这个词近几年流行，并没有出现在这套书中。但在我参加的 “下午茶” 中学生反映的焦虑状态与日俱增。焦虑导致纠结，什么都不想失去，发展趋势直指内卷。所谓内卷，就是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收益越来越小的事，比如刷题、刷学分绩、刷实习。学生不得不“卷”是怕失去更多。内卷挤掉了学生做更有意义事的时间，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

现象五是大学如同高中。过去是说大一就是高四，现在是说大学如同高中，就是大二以后也像高中。这反映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学生不能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从学生自己对海外交换学习的反思中可以得到印证：去海外学习的意义，不在于学习到了更好的课程，而是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真正体验到了大学如何不同于高中。

现象六是做研究的困惑。好学生往往是学的多一些，早一些，深一些，他们会做题，会考试，但是不会做研究。海内外教师对我们学生较为普遍的评价是出色的 “研究助理”，但做独立研究却没有 “入门”（clueless）。这在社会科学尤其突出。即使理工科，学生虽能发论文，但多是导师给题目，学生做实验，也非独立研究。

现象七是均值高、方差小。这是我对中国学生特点的一个概括性描述。我们的教育方式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训练扎实，整体水平较高，即所谓 “均值高”。但是学生同质发展，冒尖学生少，如顾明远先生所说，有高原无高峰，即所谓 “方差小”。清华集中了全中国最有才能潜质（raw talent）的学生，但是他们中出现的突出人才少，创造性人才少，不能不是我们的忧虑。

以上是我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到的七个普遍现象。这七个现象在第四、五卷中反复出现，具有一般性，不仅是经管学生，在清华的其他院系学生也是如此。

作为院长，观察只是改革的起点。教育改革者不仅要通过观察发现问题，还要去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并且去落实。《大学的改革》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在学院推动改革的实践经历。

我从《大学的改革》这套书，特别是第一、二、三卷中，抽选出来在大学学生培养实践中发现的七个重要权衡。权衡（tradeoff）是经济学术语，意思是在一对关系中虽然两者都需要，但是存在得失互换：过度强调或重视一边，另一边则会被轻视甚至忽视。在下面的每对关系中，现状是后者都被重视，而前者都被轻视。

权衡一是思维与知识。在大学当然要学知识，但在大学更重要的是培养思维能力。在我看来，教育学生会思考是大学与高中的根本区别。为此，大学要创造宽松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杨斌老师在经管学院一直主导讲授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ctmr）课，就是学院的一项关键举措。不少经管学院毕业生反映ctmr这门课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权衡二是通识与专业。通识教育被高度重视，但是很难落实。这其中既有学生的现实考虑，也有教师的认知偏差。专业教育侧重知识的技术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是为找第一份工作做准备。通识教育侧重知识的基础性和哲理性，是为了搅动学生的思想，唤起学生的才智，开阔学生的视野，点亮学生的心灵，是为学生的一生做准备。我在2009年请彭刚老师为经管学院开设 “西方文明” 课，现在他在学校分管本科教学并推动通识教育，他很体验到其中的困难。

权衡三是个性与从众。从众是追随和追求他人和社会的认同，这是需要的。但是完全从众就会导致学生同质化发展。经管学院提出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白重恩老师曾经分管过学院教学，非常强调给学生留出选择空间，希望他们能够个性发展。同时我们也发现，当选择多了以后，一些学生却选择从众，选择内卷。这说明个性发展真不容易。

权衡四是无用与有用。“知识就是力量”是因为知识有用。现在知识的有用性越来越多地被视作短期有用，对考试、对推研或出国、对实习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短期有用当然重要，但是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可能是对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的知识，甚至是对一生有用的知识。“无用” 知识的有用性很动听，但很难作为行动的依据。钟笑寒老师长期讲授本科生基础课程，现在还在经管学院分管教学，他对学生的“有用”“无用”观念深有体会。

权衡五是好奇心与功利心。功利心是基于结果的动机，对结果的度量是 “成绩” “成功” “成就”。功利心人皆有之，不可或缺。但是学习和探索还有另一种动机，就是人的好奇心的满足，是不在乎外在结果的动机。缺乏好奇心，特别是缺乏 “智识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是人的创造力不能被激发的重要原因。人生来就有好奇心，但是它容易被后来的功利心所取代。朱邦芬老师多年主持物理系、理学院、学堂班的工作，对此有很多观察和论述。

权衡六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就是高效率地把学生培养为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是追问人生价值，追求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并通过教育使得学生获得自由、快乐、幸福。工具理性是现代繁荣的基石。但是，如果只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不考虑现代繁荣带来的后果，教育的价值就会被质疑。石中英老师研究教育哲学，对此有过不少探讨。

权衡七是人与才。这是大学教育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学教育的使命是人才培养，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重视 “才” 而轻视 “人”。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更要培养学生成为文明之人。育才的期望是多出杰出人物，而育人的核心是人的 “三观”，即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精致的机会主义者都是有才的，不过他们的三观就有问题了。“育人” 与前面讲的六个权衡中的前者都有关，也就是思维、通识、个性、无用、好奇心、价值理性。

以上是我从《大学的改革》五卷中抽选出来的七个普遍现象以及对此回应的七个重要权衡。我没有教育学理论，这些都是来自经验之谈。不过我相信这七个现象和七个权衡具有当代大学学生培养中的共性，超越经管学院，也超越清华大学。

那么这七个普遍现象和七个重要权衡中的偏颇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判断是，七个普遍现象有共同根源，可以追溯到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及基于此的竞争，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评价的薄弱。而七个重要权衡中的偏颇也有共同本源，可以归结为 “育才” 压倒 “育人”，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愿景的缺失。

虽然教育不能脱离市场和政府，但是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同于经济之处就在于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维度之外的第三维，就是教育内在的（intrinsic）评价和愿景这个维度。经济学对研究教育问题有帮助，但是教育逻辑与经济逻辑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这个教育的第三维就是教育逻辑不同于经济逻辑的根本所在。

《大学的改革》这套书记录了在一个历史时段中在清华尝试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想法和办法。我深感幸运的是能同在座的多位老师一起成为这个时段中大学教育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大学的改革》的出版为这个过程留下了历史印记。

再次感谢清华大学、清华教育研究院、清华经管学院、中信出版集团和各位老师对我坚持不懈的支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