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中的瘟疫：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为了强调保持社交距离，《最后的晚餐》中只有耶稣一人，没有12使徒，也没有犹大，图为艺术图片
撰文 | 林凤生
责编 | 叶水送
在人类历史中，始终被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它时隐时现让人胆战心惊，那就是瘟疫。许多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精品杰作的天才画家，也因传染了瘟疫而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维纳斯是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女，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画家们倾心描绘的对象。意大利威尼斯画师乔尔乔内《睡梦中的维纳斯》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裸体的女神侧着身子斜躺在田园风光中，给人一种沉静、典雅的感觉。如你仔细观察，发现画中的维纳斯并非神话里美若冰霜的古典美女，而具有典型的意大利女郎的美貌，粉红色的皮肤流淌着地中海女儿的热血。
她是谁呢？原来他就是画家深爱的情妇，也是这幅画的模特，可惜我们不知道她的芳名。只知道这位青春靓丽的女子在做模特期间染上了黑死病，香消玉损、魂归离恨天。对此毫无戒备的乔尔乔内也受到了感染，仅在几天之后就命归黄泉，连维纳斯身后的风景也来不及画完，年仅34岁[1]。
乔尔乔内（约1478-1511），师从意大利威尼斯画派领袖乔▪贝里尼。威尼斯画派素以色彩绚丽见长。乔尔乔内不仅深谙老师的敷彩之妙，还喜欢达芬奇的烟雾笔法。与他老师的作品一样，在他的画中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欢乐气氛。这幅画后来有乔尔乔内的师弟提香补画了背景。提香（1487-1576）是艺术史上的长寿画家，一直活到89岁，但也没能躲过黑死病的袭击，与儿子一起死于另一场瘟疫[2]。
瘟疫的产生与形成与人类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人类漫长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年代里，并没有天花、麻疹和鼠疫一类的流行性的瘟疫病，这些结论早已经在原始人化石的病理学特征中得到了确认[3]。
当人类开始定居和农耕生活，随着野生植物的人工栽培，家禽、猪、牛、羊家畜的驯化，在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生存环境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被驯化的动物的病原体进入了人体，并适应了人体的途径。动物与人类的排泄物污染了应用水，扩大了寄生虫的传播机会。永久性的定居，除了吸引各种归化动物如老鼠，也吸引了蚊虫和其他吸血类昆虫。叮食粪便的家蝇在居住地大量繁殖，让人的肠胃罹患各种腹泻性的疾病和菌痢。随着居住地人口密度增高，近距离的打喷嚏，吐痰，咳嗽为无数种借空气传播的疾病铺平了道路。而那些家畜又为瘟疫提供了病原体生长繁殖的场所（即宿主）。可以说，麻疹，天花等瘟疫具有很强的传染力，不再需要其他宿主，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4]。
教会的教友在天花诊疗所做义工，15世纪作品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天花的传染性认识不足，护理人员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所以受到攻击的人数相当惊人。在这一段时期，各种瘟疫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了整个意大利。不信，有下图为证。
安东尼奥·格兰诺拉的《跪拜在神灵脚下的哀求者》
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 格兰诺拉（antonio giarola）的《跪拜在神灵脚下的哀求者》，描绘了1630年意大利北方城市维罗纳的瘟疫大爆发。据后来人口统计，当这一次大灾难结束的时候，有2/3的市民在疫期中罹难。画家以拟人化的手法，画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子跪着向神灵泣求，请他们协调城市的运转和拯救城里的芸芸众生。
画的上方有三位神灵居高临下、端坐在云中，他们分别是圣灵、圣子、圣父，也就是基督教上说的“三为一体”。画的下方是城市的现状：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欧拉齐奥・博治亚尼《圣查尔斯巡视瘟疫的遇难者》
上图是意大利画家欧拉齐奥・博治亚尼（orazio borgianni）的作品《圣查尔斯巡视瘟疫的遇难者》，画家以细腻的笔触画出了1575-1577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市的瘟疫里的一个场景: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被人从死人堆里找到了，圣查尔斯把婴儿交付给一个牧羊人，嘱咐他把小婴儿与山羊一起喂养。当时的公共医院采用羊奶抚养孤儿。
从14到17世纪，各种流行病（黑死病、天花、麻疹、斑疹伤寒、腺鼠疫、流感和腮腺炎等等）在欧洲此起彼伏，从米兰的黑死病、伦敦的大“大瘟疫（腺鼠疫）”（1665），再到西班牙的瘟疫大爆发（1569-1602；1648-1685）。在这几个世纪里，欧洲因感染瘟疫而丧命的多达上亿人。其中也包括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法王路易十五、沙皇彼德二世等，他们也都死于天花。
17世纪的瘟疫蜡像馆
在1691-1694年期间，佛罗伦萨牧师兼蜡像师zumbo，制作了瘟疫蜡像馆，真实的、精确地展现了灾难的场景和人物的细部[5]。
15世纪以后，由于交通发达、人员来往频繁。天花在我国也广泛流行，甚至蔓延到深宫禁讳，据记载清代顺治皇帝就是患天花去世。康熙大帝也因为躲避天花，受到了隔离。
人类在磨难在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对于危害人类生存的瘟疫，人类一直在找寻应对的方法，随着人们不断受到瘟疫的侵扰，也逐渐加深了对疾病传播的认识。医学史家认为，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亚洲和欧洲的传染性疾病影响着文明发展的进程。病原体（寄生性微生物）是引发了天花、白喉、流感、水痘和腮腺炎的元兇。但随着在流行过程中病原体的传染性变弱和绝大多数易感个体的消失（死亡），或者其他的人有了免疫力，从而戛然而止。于是但对于医生来说，寻找能够抵抗传染病的“神秘物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疫苗，进行预防接种，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种痘”预防天花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14-17世纪时候,由于天花传染力强，几乎大多数人都得过天花，大概有1/3的人因此丧生。幸存者中有的人长满麻子，但也有得过轻微天花的人，病好以后就永久不再得此病。为此人们产生了人为接种的想法。我国古代的医家也很早在摸索防治的办法，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1557）、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预防天花的方法，并且在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民间发明了“种痘法”， 即从轻微天花病人身上接染此物，给治疗天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这个方法还通过土耳其传到了英国，在欧洲流传了开来[6]。后来是英国医生詹纳发现牛身上有类似的天花的疾病，发明了牛痘。使天花成为人类第一个可控的传染病。给小孩接种牛痘成为了许多国家实施的一种强制性法规。
上图是西班牙画家vicente borras的作品《儿童接种疫苗》，画家用写实的笔法和明快的色彩描写了当时一家农村接疹室的鲜活场景。画的左前面有一匹马，这是当时疫苗血清的直接来源。血清的净化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成为可能。此后马被牛取代，成为疫苗的血清源，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大多数是由动物血清本身引起的不良反应。
于是，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即接种什么病菌就可以防止该病菌所引起的疾病）便应运而生了，这种方法称为免疫法。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是免疫法的奠基者。当时农村流行一种炭疽病，许多牲口感染了这种病，很快地死去。他从病羊的血液里找到了致病的病菌，并仔细地把病菌从动物体内分离出来，经过反复的稀释、纯化，得到了毒性比较小的炭疽病菌。后来他把这种病菌放在鸡汤里培养，培养出毒性很小的疫苗。再把疫苗注入几十头绵羊、母牛等，果然，这些牲口因为有了免疫力就不再发病了。
让巴斯德名扬世界是这样一个病例。1885年7月6号。当地一个九岁的小男孩迈特纳，被狂犬咬伤了好几处，医生们都判定这个小孩已经没救了。巴斯德通过多次试验发明了用活体培养疫苗的办法：他把狂犬病的毒液接种到兔子的身体上[7]。
兔子死掉以后，他取出毒液再接种到另一个兔子的身上。经过这样多次培养，得到了毒性很弱的狂犬病疫苗。于是巴斯德在把这样疫苗分几次注射到小男孩的身上。迈特纳安全地度过了潜伏期，狂犬病没有发作。从此巴斯德名扬欧洲，慕名看病的人纷至沓来，巴斯德就在家乡开了一个医院——巴斯德研究所。迈特纳长大后就成了研究所的看门人。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他们想让看门人迈特纳带他们去打开巴斯德的墓穴。迈特纳为了保守秘密而自杀。
上图是艺术史上最珍贵的写实油画，它记录了美西战争当中的一段真实的故事：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爆发期间，一种死亡率高及传染性强的急性传染病——黄热病在古巴流行起来。油画展示了美国医生詹•卡罗尔（j•carroll）和杰西•威廉•拉泽尔（jesse william lazear）在古巴的康威尔营区进行黄热病实验，他们给自己注射了从蚊子中提取的黄热病毒，用来证明“黄热病由蚊子传播的假说”。后来拉泽尔不幸死于黄热病感染，医者为追求医学的真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8]。
“为有牺牲多壮志”，正是有这样一批又一批医者去献身于医疗事业，使得人类治愈传染病的本领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升。
为何人类不断地遭受瘟疫的侵袭
13世纪起，随着欧洲的城市的兴起，导致了传染病的流行。在缺乏有效的医学条件下，宗教性的治疗兴盛起来了。疾病被宗教认为是上帝对有罪的人的惩罚。（请参阅上图，端坐在云中央的圣子还把“投枪”朝地上扔下来。）这样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人太缺德了。
据文献记载：“（欧洲）各城市各种疾病泛滥成灾，人们不愿意洗澡，身体成了名副其实的虱和蚤巢穴。人的粪便垃圾被丢弃的大街上……，苍蝇和粪便在食物之间飞来飞去。饮用水和煮饭的水，实际是充满了微生物的浓汤。老鼠以及各种各样的害虫穿行于房屋、商店、货栈、教堂和小旅馆之间。腐烂的狗、猫，还有马的尸体，增添了大街上恶臭的气味。也为更多的害虫提供了食物。”[3]
所以当时的许多宗教信徒用互相鞭打来惩罚自己进行赎罪。社会上也提倡信仰宗教，保持清心寡欲、节衣缩食的俭朴之风。值得关注的是：当传染病开始流行起来时，宗教与政府采用了迥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策略：宗教领袖召开了大规模的祈祷活动，而市政当局却組织了检疫和隔离措施，关闭城门停止了商业活动，也不允许大规模的宗教聚会。矛盾让某些城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市）的卫生部门被驱逐出教会。宗教人士说：“能够驱散上帝愤怒的不是打扫卫生，而是心灵净化、远离罪恶。”
上图是英国画家paul e poole的版画，描写了伦敦1665年瘟疫（腺鼠疫）时期，一位狂热的基督教教徒s▪eccles赤身裸体，头顶着一盘燃烧的硫磺，奔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忏悔祈祷。向人们预言大灾难的到来。在这次的疫病流行中有8万伦敦人罹难[3]。
上述两种做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医学隔离是一种最古老也是最管用的办法。读者一定知道薄伽丘《十日谈》的故事，有10位青年躲进山洞，自我隔离逃过了疫期，保全了性命。而大学在读的牛顿也因为躲避瘟疫，宅在家里，没有被感染，还在物理学上有所发现（可见“独处”的好）。而他的对手胡克没能做好预防，染上了天花，长了一脸大麻子。当然，宗教人士的做法虽然不科学，但是他们在瘟疫期间，舍身忘我的精神温暖了成千上万的患者。上文我们也介绍了，教会的几个教友在天花诊所里做义工态度是何等亲切感人。总之，在大瘟疫期间人性的善善恶恶都会得到充分的表现。
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经验
从世界名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受到无数次瘟疫的袭击，有过沉痛的教训和代价。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从2019年12月份起，一场由新冠病毒的疫情席卷全球，波及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的大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我们还不甚了解，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应当“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保护好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奉行生活简单就是美的理念。对各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病原体的变异和新生，保持高度警惕。那么，我们把传染性疾病纳入可防可控的范围，是应该可以做到的。毕竟人类受到这么多次的袭击，有了沉痛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