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公案“巴尔的摩事件”何以持续十年？诺奖得主曾联合盟友欲将其除名-k8凯发百家乐

1986年4月25日，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的一位助理教授今西-卡里与巴尔的摩共同在生物学领域顶尖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5月，今西-卡里的一位博士后玛格特·奥图尔（margot o‘toole）在阅读了一份17页的实验室记录之后，便认定今西-卡里编造了数据，有学术欺诈之嫌疑。她立刻向mit的一位教授汇报，学校调查后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那时，今西-卡里在mit无望于终身教职，在亨利·沃蒂斯（henry wortis）的引荐下，正准备入职同城的塔夫茨大学。奥图尔曾在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辗转它处做博士后。后来因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的教职，她重返波士顿，并在导师沃蒂斯家中举办的派对与今西-卡里相识。

见倾诉无果，奥图尔转向母校，向她相识的研究人员倾诉了疑虑。随后，这位朋友协同沃蒂斯和另一位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与今西-卡里共同讨论论文。讨论结果同样是论文不需要做任何更正。奥图尔转身去找了沃蒂斯所在系系主任，却被告知这是mit的事情。她只能回到mit，同样没有太多进展。

巴尔的摩和他的妻子黄诗厚，图片来自caltech.edu/robert paz

为何奥图尔要三番五次向不同的单位汇报她的质疑，而且可能是在毁灭今西·卡里的职业前途上奋进？在采访了今西-卡里的博士导师，还有其他与之合作过的研究人员，知名科学史家霍拉斯·贾德森（horace judson）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西-卡里具有双重面目，时常交替出现，一度是甜蜜迷人的温柔女人，一度又变成歇斯底里的多疑泼妇。在科研方面，她埋头苦干，却不善于组织材料和写作。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她不善于与人合作，迟早会赶走合作者。

特蕾莎·今西-卡里（来源：《自然》）

玛格特·奥图尔（来源:《科学》）

这不得不让人揣测，奥图尔揭发的目的不仅是质疑，可能还掺杂私人恩怨。在《纽约客》的一篇报道中，史学家丹尼尔·凯夫莱斯（daniel kevles）的笔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火药味极其浓烈。

当时，今西-卡里正与前夫办理离婚手续，独自抚养十岁的女儿，还要领导一个处在竞争氛围异常浓烈的实验室。没日没夜，没有假期，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然而，奥图尔不同，她经常以照顾小孩为由中途离开实验室，并非常艰辛地尝试孕育第二胎。今西-卡里对于奥图尔的懈怠有所不满，经常咆哮：“你将永远得不到一个工作，你将永远依赖丈夫。”

到了1986年春天，她俩的关系降至冰点，奥图尔被分配去养老鼠，不许做实验，理由是不可以再无端浪费昂贵的实验资源。不久后，奥图尔参与过一点工作的那篇《细胞》论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基金资助来源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属于联邦政府的经费。第一作者是巴尔的摩的博士后戴维·韦弗（david weaver）。

这是一篇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融合的论文。在20世纪，震撼世界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源于生物学家沃森和物理学家克里克的合作，这意味着学科交叉前景光明。今西-卡里一直接受的是免疫血清学方面的训练，而巴尔的摩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在发现艾贝尔森病毒后，巴尔的摩对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好奇心迅速增长，成为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交叉的领军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巴尔的摩的实验室投入了将近四分之三的精力用于研究免疫系统细胞中的基因表达。他和许多实验室都合作过，包括今西-卡里做博士后时的一个德国实验室。

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巴尔的摩相当高产，冠于他名字的学术论文有三百多篇。有人评价，他后来在免疫学方面的成就也足以获得诺奖，他发表的论文在本事件之前也从未遭受过质疑。然而，在论文尤为高产的今天，学术不端发生相当频繁。

早在1991年，缅因州的一家小型研究公司就进行过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当时的过去五年里，全国大型研究生院有40%的院长在他们的机构中看到了被证实的科学不端行为发生。出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和职业发展的考虑，学术调查大都秘密进行，不公之于众。因此，大多数学术不端也就不了了之，被世人遗忘。

奥图尔在1991年5月6日的《自然》杂志上承认，在1986年6月份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之后，她便不想再追究此事。失业的她搬进了母亲家里，在哥哥公司里从事话务员工作。殊不知，关于她举报的消息早已传开。

《纽约时报》的一位科学记者曾经报道过沃尔特· 斯图尔特（walterstewart）和内德·费德（ned feder）的事迹，文中提到了二者对科学欺诈非常感兴趣。一位今西-卡里的博士毕业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据传，他和今西-卡里水火不容。在一次回访mit时，他得知了奥图尔的事情，便去联系了斯图尔特和费德。此时，斯图尔特和费德深知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正计划对学术欺诈下手，但苦于案例不够震撼人心。

为逮住一个可以极力施展宏图的机会，斯图尔特力劝奥图尔，让她把关于科学欺诈的内容写出来发表。奥图尔以粉刷房子为由拒绝了。斯图尔特说他可以帮忙粉刷，她继续拒绝。最终，他以威胁式口吻说要发出传票，她再次拒绝。斯图尔特不得不给她母亲打电话。至此，奥图尔妥协了。

1988年4月12日，丁格尔就巴尔的摩事件举行了首次听证会。一位是科学界泰斗，一位是国会重要人物，两人短兵相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事件持续发酵，这件事情终于浮出水面，为公众所知。

1989年，nih的一个小组进行了初步调查，并于当年1月31日得出了结论：“没有发现欺诈、有意识地虚报或操纵数据的证据”。4月份，nih成立了一个新办公室，即科学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简称osi），重新调查此事。在1991年，osi称发现今西-卡里编造了数据。

也正是在1989年，洛克菲勒大学时任校长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到了退休年龄。大学董事会正在物色校长人选，希望新任校长改革内部体制，减少学校赤字，再现20世纪初生之辉煌。巴尔的摩的超凡领导能力和科学研究的一流判断能力在怀特黑德研究所一展无遗。他成为了董事会眼中独一无二的人选。

在此之前，巴尔的摩已经谢绝过mit校长一职了。但是，对于洛克菲勒大学，巴尔的摩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他深爱纽约，眷恋着洛克菲勒大学的美好时光，在那，他找到了rna复制酶。事实上，当时的洛克菲勒大学内部问题层出不穷。大学像一个个封地，一位资深教授管理着一个部门，年轻的教授根本没有发言权。

巴尔的摩事件影响甚大，三分之二的资深教授反对巴尔的摩当选。巴尔的摩原本考虑到mit的错综复杂，才谢绝了校长职位。这次，他仿佛闻到了丝丝的血腥味，决定退缩。学校董事理查德·弗洛德（richard furlaud）和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立马飞向了波士顿，请求他接任。

在怀特黑德呆久了，巴尔的摩确实有点腻烦了，他需要新的挑战，给平静的生活来点刺激。洛克菲勒大学这所小型精英大学一直令他魂牵梦绕，他梦想着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实验室。

巴尔的摩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大学的研究重点，发展神经生物学，进行体制改革，提升年轻人。年轻人为之欢呼雀跃，资深教授勃然大怒。媒体对他也不友好，《纽约时报》头条文章的标题如下：“诈骗嫌疑人被委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然而，在媒体面前，奥图尔已经被塑造为一个英雄式的年轻科学家形象，她勇于挑战体制，挑战科学泰斗。

丁格尔试图清除所有滥用联邦政府基金的案例，尤其针对不负责任的科学家。丁格尔针对今西-卡里事件持续举行听证会，首次在1988年，后来是1989、1990和1991年。在一次庭审过程中，巴尔的摩情绪有些失控，他认为国会的调查代表了对科学自由的威胁，并暗示除了科学家之外无人有权监督自己，只有科学家才理解科学的运作。丁格尔随后发起了一系列攻击，他命特勤局对今西-卡里实验室所有实验记录和笔记本进行分析。

巴尔的摩采用高调的、非外交性的抵抗方式，使得许多科学家担心，这样会使国会和公众反对科学，减少不可或缺的研究经费的流动，并损害科学的声誉。1990年，巴尔的摩成为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时，他的亲密好友，被学生评价为本无意于“仕途”的詹姆斯·达内尔（jamesdarnell）为副校长。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还有巴尔的摩与丁格尔之间的剧烈摩擦，以及巴尔的摩和多位科学家在《自然》上的笔锋交战。达内尔公开表达了不再支持巴尔的摩，并向董事会提交辞呈。第二天，多次走在辞职边缘的巴尔的摩彻底心灰意冷。1991年12月3日，董事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至此，达内尔和巴尔的摩，两位好友分道扬镳，多年后才得以冰释前嫌。

就在1991年10月，洛克菲勒还向洛克菲勒大学捐赠了两千万美金，说明他深信巴尔的摩。关于巴尔的摩的下台，洛克菲勒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他的能力不足，只是没有想到那篇论文事件会持续发酵。

需要注意的是，强悍的丁格尔并未就此罢休。在1992年，他们又在科学诚信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简称ori）。一个被质疑的科学不端行为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曲曲折折。1994年，ori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认为今西-卡里确实捏造了数据，十年内禁止她使用联邦资金。尽管早在1991年5月，巴尔的摩和其他几位作者在《细胞》刊登了撤稿启事，也在《自然》上向奥图尔道歉，但是，今西-卡里至始至终从未屈服，也未曾在撤稿启事上签名。善长打科学欺诈案官司的约瑟夫·奥奈克（joseph onek）律师决定免费为之辩护。

1994年12月，今西-卡里对ori裁决提出上述，上交给美国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简称：hhs）上诉小组。1996年6月21日 ，hhs上诉小组认为，ori缺乏可信的证据证明今西-卡里存在不当行为，十年资金制裁无效。这一裁决事实上就是为今西-卡里和巴尔的摩平反了。

事实上，大部分科学家都相信那篇论文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只不过在生物学史上不足以挂齿。换个角度理解，科学界认为它不足以登上《细胞》。早在1986年9月，巴尔的摩就曾经表态，今西-卡里选择了误导研究人员和读者，他将在未来对她的工作持怀疑态度，但是，更正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纠正一个小的因素会使整篇论文受到怀疑，这将对他的博士后韦弗造成不良影响。他深信韦弗与那些被质疑的数据没有关系，正是他的贡献使论文更具有说服力。巴尔的摩承认所有的作者都必须对稿件负责，但他不愿意韦弗的诚信受到质疑。1993年5月，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已经证实了那篇《细胞》论文的结果。

值得思考的是，在此过程中，至始至终巴尔的摩都未曾被质疑有学术欺诈行为。身为合作者，他到底有哪种行为不当，导致该事件震撼了整个科学界乃至全社会？

在1988年，巴尔的摩曾向400名科学家发出了一封长达9页的信件。他指出：“一小群外来者，正以纠正想象中的错误为名，将利用这个曾经很小的、正常的科学争端来催生新的法律和法规，我认为这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科学。”他继续写道，“如果放任这种情况发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将来他人也在所难免。”

出于同种忧虑，科学家们用邮件围剿了丁格尔，指责他在仇杀，威胁知识自由，是在迫害美国瑰宝。他们指出丁格尔揪住错误不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丑闻。众人皆知，所有的科学都包含错误，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包含矛盾的证据。从长远来看，这种失误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发现总是会被重复，错误会消失。这是科学前进道路上绕不过去的坎，也是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修正的原因。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巴尔的摩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当年，他与特明分别独立地发现了，某些由rna构成的动物癌症病毒能够将本身的遗传物质转译为dna，该dna又改变了寄生细胞的遗传方式，使之转化为癌细胞。

他们打破了一个生物学领域里的铁律：遗传信息从dna流向rna。固有的科学知识再一次被一个重大发现所更正，从此，世人知道了遗传信息也可以从rna传到dna。相比较而言，有人认为奥图尔的反对意见只不过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意见分歧，甚至有人比喻是两个女人在厨房吵架。

在1989年，5月4日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前，巴尔的摩的朋友，mit的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也向美国国内几十位科学家寄出了一封信函。他寄信目的明确，请求所有收信人写信给他们认识的议员或者下属委员会的成员，征求同事的支持，并向当地报纸的专栏发出评论文章。出于对丁格尔借机进行政治迫害的担心，不少科学家响应了夏普的号召。

5月2日，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科学领域，错误不代表欺诈》的文章。他指责将科学研究置于政治调查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他指出大学面临的着一个困境：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选择科学领域。仅1989年，哥伦比亚大学800名毕业的学生中就有300人将进入法学院。如果国会立法反对科学里的错误，那么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不无忧虑地写道：

甚至时任nih院长伯纳丁·希利（bernadine healy）都为科学自由的前景堪忧。在事件一锤定音后，1996年，他在《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长文。文中提到，1991年，在他成为院长后不久就被丁格尔召见。那会，丁格尔手握大权，他的强权直到1994年共和党席卷众议院时才结束。他把自己塑造为反对科学欺诈的斗士。

他领导的调查小组委员会拥有极大的权利，隐私法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他的工作人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应用特权获取无关材料，比如曾经一位被指控的科学家的医疗信息都被他们泄露。他们甚至滥用权力破坏了nih下属的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对一位科学家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他们甚至向受宠的记者泄露机密，而这些材料正是被指控的科学家和其他记者无法获得的。

希利感叹道：

1991年3月份，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戴维斯（bernard davis）曾说，“我不认为在科学界马虎或者欺诈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相对在科学界营造一种抑制性的气氛，容忍低水平的欺诈可能会更好。”他还打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百货公司通常容忍一定程度的偷窃行为，而不是在每个柜台派驻警察，因为这样会赶走顾客。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罗德·瓦穆斯（harold varmus）也认为，巴尔的摩事件在调查之初，确实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也不是有罪或无罪那么简单。事情虽然复杂，但是国会处理的方式令人费解。他继续指出，科学已经“在高水平上被迷住了”，科学家们遭受严重打击，士气低落。科学界应该制定程序，使国会不参与这些事务。

巴尔的默的亲密好友，曾和巴尔的摩一块在蒙大拿州购买农庄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欧文·韦斯曼（irving weissman），相信科学是基于信任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如果像警察那样监督科学，就会削弱科学的创造性。

诸如此类，拥护科学自由高于一切的科学家相当多，本文不再一一举例。那么，为何科学团体内部还是有部分成员对他同仇敌忾呢？

巴尔的摩的终身好友，也是与之共同分享诺奖的霍华德 ·特明（howardtemin）在临死前首次谈论了该事，指出了部分原因：

韦斯曼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巴尔的摩本应该承担起责任，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重复今西-卡里的实验，或者去寻求基金在其它独立的实验室来证实。可惜，这一步，他没有做。

事情是否真的如此简单？

这场历时十年的事件，导致科学团体内部紧张压抑。巴尔的摩是一位竞争力极强的对手，科学界内部对巴尔的摩心生不满的人俯拾皆是。因此，在贾德森的笔下，巴尔的摩成为了一个滥用权威，鼓吹神秘科学的大科学家。

前nih院长希利回忆道，当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试图拉拢他，企图合力将巴尔的摩赶出美国科学院，掳走他的诺贝尔奖。结合其它资料分析，这个人可能是dna之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沃森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号召科学家们还有行政管理人员，试图将巴尔的摩驱逐科学界。由此，曾经受邀参会的人评价沃森相当卑鄙，伯格则认为沃森太恶毒。

不仅如此，在哈佛大学，马克·普塔什尼（mark ptashne）和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都曾是巴尔的摩的老朋友，也是沃森的盟友。1991年，他们和保罗·道蒂（paul doty）共同向巴尔的摩发出攻击，花费半年时间在《自然》上与之笔锋交战，将奥图尔置于他们的保护伞下，被世人称为“哈佛黑手党（harvad mafia）”。

普塔什尼曾和巴尔的摩并肩作战共同面对重组dna的争议，但他怂恿哈佛同事一起反对巴尔的摩，建议洛克菲勒大学除掉巴尔的摩。吉尔伯特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曾和巴尔的摩一块驾驶帆船，驰骋太平洋。他与沃森于1956年则相识于剑桥，进入mrna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受到沃森的启发。

这些哈佛队友是否是真的为了科学？哈佛的一位博士后评论道：

关于沃森和吉尔伯特二人，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巴尔的摩曾经反对过他们视之与阿波罗太空计划等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相对来讲，巴尔的摩眼光更加宽阔，心底无私。他认为该计划需要一大笔经费，那么生物学其它领域的经费就会蒙受损失，小实验室将失去经费支持，无法生存，因为这些钱只会留给大实验室。在1986和1987整整两年时间里，巴尔的摩和吉尔伯特公开对峙，直到联邦政府特别拨款给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保证其他生物学研究经费不受影响。

韦斯曼对巴尔的摩的老朋友发出的攻击，一直不能释怀。他认为可能是东岸氛围造成的。他认为西岸科学家不会如此，他们的竞争只正在数据上面，然而东岸科学家想的却是如何攻击对手的心和灵魂。

中国人常道：“人之初，性本善”，我想这用在部分美国人身上也未尝不可。伯格认为：“沃森可能是想保持科学界的纯洁。”吉尔伯特本人说：“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开撤稿后走人……我永远不会知道戴维为什么要这样为那篇文章辩护。他没有理由这样为那篇文章辩护。”他还说，“本案与欺诈无关，更多的是与正确的行为观念有关。”

貌似科学家团体都是为了确保科学程序有序运转，他们只是不能容忍巴尔的摩对规则的破坏，真正导致本事件恶名远扬的原因是丁格尔作梗，媒体起了加速作用。然而，凯夫莱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和结束了越南战争。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相对而言，生物医学领域依然蓬勃发展，能够从政府和私人资源那里得到大量经费支持，转基因技术也开始进入了实践应用阶段。这些因素导将了民众对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不满和不信任。巴尔的摩事件不过是一个民众泄愤的导火索，无关乎丁格尔，也无关乎媒体。

在事件接近尾声时，塔夫茨大学恢复了今西-卡里的职位，但以临时研究助理的身份就职。直到1996年8月1日，塔夫茨大学才正式聘用今西-卡里为病理学助理教授。后来，她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位的巴尔的摩在两年后回到了mit。1995年春天，mit授予了巴尔的摩最高教授荣誉，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在mit，诺贝尔奖得主多过“学校教授”。这意味着他不仅是生物系的教授，也是整所大学的教授，他可以脱身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各种限制中，专心于科学事业。

1997年秋天，巴尔的摩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校长一职。他的朋友们都为此震惊，伯格曾确定他不会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他深深爱着波士顿，况且不论何时，mit都在鼎力支持。或许正是因为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失败经历，他更想接受这个挑战，他期望证明自己可以以科学家的角色来胜任校长一职。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也并不在乎那次事件，巴尔的摩有着他们追求的品质。

不幸的是，2005年，巴尔的摩又卷入了一场“科学欺诈”事件中。这次的主角是他的一位博士后，mit副教授卢克·范·帕里斯（luk van parijs）。调查结果发现，他如同一位“惯犯”，从研究生开始便一路作假，而且都是单干。当年10月，巴尔的摩宣布将在2006年卸任校长一职。这次卸任不是出于任何负面新闻，而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人员的目标。

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