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农民：四十年前的乡村记忆-k8凯发百家乐

撰文 | 崔凯

责编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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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魔都上海皓月当空，读小学的女儿嚷着用手机给月亮拍照。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儿，我的思绪却飘回到自己的少年时光。四十年前，我也在读小学，生活在东北农村，那里有个很荒凉的名字—“孤店子”。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出生在这里。

小时候，整个村里只有五间茅草屋，四周农田环绕，象个孤岛，我曾自喻这里是“小台湾”。村东有一条羊肠小路，小路上有两条车辙印，杂草在中间顽强的生长着。有一次，看到一个画家坐在小路上画这五间茅草屋，后来才知道那叫“写生”。老屋前有条小河，河边原有几棵大柳树。沿着河边，筑起篱笆墙，上面落满了蜻蜓。屋后有一亩大小的菜园，四周种了一圈一米高的榆树墙。老屋只有里外两间，里屋是炕，外屋是灶，屋檐下还曾有过燕子窝。当年我站在窗前向南眺望，可以看到绵延几十里的农田，夏天绿荫荫的，象地毯一样。高天流云给人一种开阔的心境。四月翻地，五月插秧，八月抽穗，九月收割，春华秋实。在田里劳作的有人和黄牛，后来才有了拖拉机。

当年的农村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孩子都是散养，每天就在外面疯玩。他们在蹒跚学步时就和各家各户的看门狗脸熟，来去畅通无阻。男孩喜欢弹弹珠，打弹弓，抓青蛙，逮蝈蝈，女孩跳橡皮筋、踢键子、打沙包、弹旮旯哈（猪的关节骨）。很多人家都是三、五个孩子，大的不愿意带着小的玩，跑在前面，小的哭着在后面追。在外面闯了小祸，回家挨打、罚跪更是常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小学以后帮父母做家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时候村东有一口水井，记得我第一次担水是10岁，挑满一缸水要往返三次。每年四月春耕时节，大量机井要抽水灌溉农田，地下水位下降，这口井就会枯水，只能赶到二里路以外的另一口深井去挑水，人多时还得排队。南边篱笆墙下种了一垄齐腰高的忘忧草（俗名黄花菜），一簇簇长得很茂密。盛夏里绿叶上缀满了黄花，金灿灿一片。从小学到大学的暑假，每天清晨母亲都会唤我起来采摘花瓣。摘下来的花瓣先要放在大锅里蒸熟，再一根一根摆在高粱秸秆制成的帘子上晾晒，很是繁琐。遇上晴热的天气，一天就可以晾干。但天有不测风云，若一场雨下来，就会前功尽弃。

清晨，屋檐下有很多张蜘蛛网，用铁丝做成一个圆环，接在一根竹杆上，很像一支加长的羽毛球拍。在圆环上绕上几层蜘蛛网，跑到菜地里。很多蜻蜓夜里停歇在葱叶尖上，翅膀上甚至还有露珠。拿着蜘蛛网拍悄悄靠近，再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过去，一下可以逮到七八只蜻蜓。当然，更多的蜻蜓都是徒手抓的，每天都能逮到几百只——这可是鸡、鸭的美食，吃蜻蜓下出来的蛋黄都是深红色的。可别小瞧院子里这十几只鸡鸭，那时候的日子粗茶淡饭，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饭桌上才见得到肉和蛋。小孩子绝不允许上大人的饭桌，在灶台边留着口水。心软的母亲会偷偷留下点锅底，放在孩子饭碗里，让孩子躲在外屋偷吃。

家里还养了十几只兔子，我每天放学回家后，先拿起扁担、镰刀和篮筐去田野里割草。初秋的田埂上草长得很茂盛，一脚踩下去会惊起很多小青蛙。最不喜欢一种名为“剌剌秧“的野草，在田野里匍匐缠绕，刮在皮肤上就是一道血痕。最有趣的事情是淘鱼。村东小路旁有一条一米宽的水渠，找一段草密水浑的河段，两头筑上泥坝，十几岁的男孩，拿着家里的洗脸盆，赤脚光背站在渠道里，挥汗如雨、“涸泽而渔”。收获了满满一盆，大都是一拃长的鲫鱼。欢天喜地地拿回家里，晚饭有鱼吃，父亲也从橱柜里拿出那瓶泡着人参的白酒。

上学了，小学校舍就是两排平房，教室里没有电灯，更没有暖气。冬天，教室里会生火炉子取暖，看着玻璃窗上美丽的窗花渐渐融化。乡下孩子写作业应付了事，很少知道《十万个为什么》，课外读物只是连环画和小人书。自行车当然是奢侈品，大家都是走路上学，近的一二里，远的有七八里路，路上嬉笑打闹。学校的广播在中午会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有的同学中午不回家，带着饭盒，就站在操场上一边吃饭，一边听评书。

那年头，有雨伞的同学也不多，遇到雨天就拿块塑料布披在身上，一路走下来，下半身也都是湿透的。不过也有好玩的时候：秋天是大豆收获的季节，几个同学在放学路上顺手牵羊，从路边的地里拔出几株豆子，围坐在地头，“烤豆燃豆萁“。随着“噼啪”的响声，豆香气很快飘出来。等豆秸快燃尽时，大家七手八脚把火踩灭，开始在草灰中拾拣烤熟的豆粒，吃得嘴巴和手指沾满黑灰，却津津有味。

小学校的南侧有片开阔的空地，姑且算作一个广场。每个月这里都会放映一场露天电影。从来不需要张贴海报，十里八村口口相传，妇孺皆知。夜幕降临时，人们陆续聚集过来。银幕就用绳子系在两根有些歪斜的松木杆上。早来的孩子们已经抢占了前排位置。有时银幕正面坐满了人，后来者就坐到反面去——也只有露天电影才能见到这种幕布两边都有观众的景象。大人们的闲聊与孩子们的嬉闹和在一起，非常热闹。放映员对焦时，不时有人把手伸到光路里，在幕布上映出手型。等到电影放映时，才渐渐静了下去。就是在这个广场里，我看到过《闪闪的红星》、《桥》和《大闹天宫》等片子。露天电影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影片还是通过广播收听录音剪辑，也就此知道了“邱岳峰、陈述、童自荣”等配音演员的名字。再后来，小镇上修建了一个电影院，小广场上就再也没有放映过电影。

那些年的日子很贫困，但今天回想起来，却很快乐！

沿着村东小路走10分钟，有一座火车小站，那是一幢米黄色的砖瓦平房。每天都会有几趟客车在这里经停，粗犷的汽笛声在几里外都听得到，父亲就在这座车站工作。儿时觉得他的工作很神气：站在站台上，手里分别拿着红色和绿色的旗子。客车进站时，他挥舞红旗，车就会慢慢停下来。等到乘客下车和上车后，他又挥舞绿色的旗子，列车会徐徐开动。车厢是草绿色的，车头是烧煤的蒸汽机车，硕大的前轮被染成红色，车顶的烟囱会脱出长长的烟柱。有时候火车两侧的气缸会喷出浓浓的蒸汽，发出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

记忆中，父亲在家的日子一直都在忙碌。他很喜欢在菜园中侍弄果蔬，那精细劲儿似乎是在进行艺术创作。我有时会拿起农具帮他打理，但很难达到父亲的要求。在屋前，他辟了两个小花圃，种下花草，又在园中种了十几棵果树。老屋西边有一个小池塘，父亲每年春天在里面撒些鱼苗，秋天里便会有一份收获。父亲还在园中种了三趟葡萄，秋天果实果实累累，色泽黝黑，又酸又甜。葡萄架之间栽上应季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草莓、香菜、葱蒜、白菜、土豆。有时候，父亲把新鲜蔬菜装到手推车里，运到八里外的一个集市卖掉，贴补家用。在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日子里，这些都是纯正的“绿色食品”。

儿时，母亲没有工作和收入，全靠父亲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又是各自家里的长子和长女，两边都有些负担，生活很是拮据。为了省电，开关25瓦的电灯都很仔细。小学时，我生过一次大病，九死一生，此间父母遭受的煎熬无以言表。中学六年，我寄宿住校。学校里吃不饱，家里若有好吃的饭食，总要留到周末我回家才做，返校时再带上煮好的鸡蛋。父亲是农家子弟，本该在1959年参加高考，但由于家境贫苦，在高考前三个月，父亲不得不选择了退学，让我考上大学也是他最大的心愿。

盛夏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纳凉，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我和妹妹一天天长大，父母仍喜欢回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讲起过去生活困难的日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这时妹妹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体会着一种幸福的感觉。天黑了，母亲去邻居家聊天，闲不住的父亲不知在屋里忙些什么。夏夜的风很凉爽，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气息，天空一轮弯月，耳边蛙声一片。我站在院中，凝视着夜空中繁星点点，那种明静的心情真想永远留驻。

►61岁的父亲站在院中

1995年春，我启程到江南大学攻读博士。正月初九的早上离家，母亲把我的东西收拾成两个大包裹。我取来扁担准备担起行囊，父亲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来吧”。隆冬时节，寒风习习，地上覆盖着前夜下过的一场雪。一家人沿着村东小路向车站走去，父亲挑着行囊走在前面，坚实的脚步踩在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我猛然发现父亲的脊背已经微驼。多少年了，父亲用这根扁担挑起家庭的重担，而今又挑起儿子远足的行囊。如同一根扁担，父亲一生都在承载责任和担当。

1997年夏，那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临行时，父亲在站台上忽然说了一句“这次在家呆了四十一天，以后就没有暑假了”。列车徐徐驶出小站，父母依然一动不动的伫立在站台上。南望田野里的老屋，小路迤逶，炊烟袅袅，同乡愁一道飘散在秋风里。

常年在外，父母头上的白发也让游子心头况味四起。2004年，父母在纠结中卖掉了乡下的老屋，住进了城里的楼房。进城后，父亲还是经常念叨在乡下的日子。又过六年，父亲去世。因为不想触景伤怀，母亲也不愿意再回乡下的老屋——父亲和她曾在那里生活了整整35年。

人生总在经历与追求中行进，工作以后我一直定居上海。繁华的都市里，人们行色匆匆、忙忙碌碌。有些朋友厌倦了雾霾和喧嚣，说到田园生活，就想起天然氧吧、青山绿水和高天流云，青翠欲滴，赏心悦目。然而，这只是旅行者的心态，锄禾日当午远非那么浪漫。打高尔夫和抡锄头，从动作上大同小异，但做起来却是咫尺千里。1966～1976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感召下，中国有过一千多万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后来他们又纷纷带着青春的叹息返回城里。有些作家曾以这段经历写了很多知青小说，我很爱读。因为，那就是我们祖祖辈辈过的日子。

►1999年国庆假期回家，走在乡间小路上

2018年夏，我回老家参加中学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又特地去了一次乡下的老屋。曾经的五户人家，只有一户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人气凋零，一片破败。老屋已是残垣断壁，村口的老井早已废弃，羊肠小路蒿草丛生，那座火车小站几年前也停运弃用。空气中依然是熟悉的味道，我呆呆的站在田埂上，回忆少年时代，恍若隔世。

来到镇里，街巷很冷清。我找了一家饭馆，约了仍生活在乡下的亲友相聚。这两年粮价下跌，农民辛苦劳作，省吃俭用，一年种地的收入不过万元。经济形势不好，周边的零工活也不好找。然而，娶媳妇的开销已经涨到五十万，为此有些人家不得不东拆西借。下一代考上大学的很多，但考上名校的很少，寒门已难出贵子。孩子毕业后在城里买楼，父母继续省吃俭用，谋划着帮儿女还贷。一场小病，花销就得千八百元。养儿未必能防老，只能祈祷别生大病，小车不倒往前推。

工业化农场是大势所趋，延续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大都年过半百，已然是最后一代农民。听说靠近城区的有些村镇，政府征地后给了农民几十万补偿，很多人盼着自己的地将来也能被征用——尽管也知道这种事情遥遥无期。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最终命运往往被忽略不计。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是那条弯弯的小河，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过我的心上”。中秋月夜，又想起5000里外的故乡田野。故乡可以是一个省份、一个市县、一个村镇，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其实只是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这里有过父母忙碌的身影。小时候，自己曾在黄昏的小路上等待父亲回家，在河边嬉水捉鱼，在田野中砍藤割草，在林间攀爬嬉戏。生于斯，长于斯，草木有情。都市的楼宇固然舒适明亮，然而对于离家的游子，故乡是永远的根。 

（写于2018年9月24日中秋）

作者简介：崔凯，食品工程博士、心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财经图书、科普文章和散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