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大学的作用 | 诺奖得主野依良治看日本的科学教育
图源：客观日本
本文为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现日本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主任野依良治对日本科学研究、大学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句句击中要害，对于中国也极有参考意义。本文原载于微信公号“客观日本”，我们将分上中下三部分刊载，希望能给读者一定的启发。
撰⽂ | 野依良治
编辑 |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如果把以科技立国为基本国策的日本比作是在汹涌波涛中行驶的航船，我希望研究开发战略中心（crds）能够成为这艘巨轮的领航者。然而，无论是外海还是近海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惊涛迭起，其航行的风险远远大于人们的预期。
地球环境的恶化、多国出现逆全球化的迹象，大众化政治让国际合作举步维艰、世界经济前景愈发不明朗、各地频繁发生战乱和恐怖袭击等等，告诉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秩序缺失的动荡时代。
“日本号”巨轮无法承担选错航线的代价，同时更不能忽视其动力不足——科技创新成果不足而带来的问题。日本除了再换装上一部最先端的动力引擎之外别无选择。所谓的等待新的出航时机而选择观望，或者仅是在风平浪静的内海航行来寻求安慰是败北主义的体现，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十字路口徘徊的日本
二战结束时我刚刚上小学，1957年前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宣告科技时代的到来，这一年我刚好升入了大学。彼时日本还是东亚的一个不起眼的边远岛国，教育研究环境十分艰苦，我在开展科学研究的时候完全没想过与世界发达国家去竞争。但是后来，未曾想日本的经济奇迹般实现复苏和增长，同时科技界的实力也迅速增强，到19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强国。然而，日本的科技在本世纪初走到了顶峰，随后后开始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其前景令人堪忧。如今的日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
科技研究从最初的国内活动逐渐走向国际化，现在正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近来日本的存在感下降，除了科技投资额减少的原因外，还要归咎于无法适应时代的落后制度。我所认识的政府官员们都非常有能力。那么日本的行政体制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取得了成绩了呢？我认识的学者们都智慧过人。那么日本的大学在国内外是否得到了高度评价？不得不说，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因循守旧的制度上。
要想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基本方针，必须“战略性缩减”功能不健全的组织，同时将重点资源投放在增长型领域。我希望日本的政治与行政能够坚决彻底地推动改革，使教育研究从封闭的另类状态切换到开放的世界标准上来。这个改革的关键在于转换学术界的意识。当前的学术界过于保守，且缺乏危机感。我所尊敬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昭允对我讲过寺田寅彦（日本著名物理学家）的一句话：“无论任何时代，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并非来自缺少知识的外行人，而是来自科学家自身对科学的使命和本质认识不足。因此我辈当深刻反省才能进步”。我也时刻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
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有感于怀而记之。此非过时之戏言，望与有识之士共议共勉。
国立大学不是“国营大学”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这个定位想必今后也不会改变。如今，大学还被赋予了“文明的领航者”的使命。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日本的教育与研究很难让日本国民体会到这一点。
目前，日本的国债超过1,000万亿日元（约65万亿人民币），政府财政状况已然非常严峻。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向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投入了巨额的公共支出，这也说明政府对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依然充满着期待。以2016年为例，日本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有35％之多来自国债。尽管如此，国立大学运营费补贴和科研经费也仅仅是维持了与上财年相同的水平。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启动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定了五年内实现研究开发总经费达到26万亿日元的目标，该目标已创历史新高。然而，消费税增税计划被延期，明年以后的财政收入要从何而来呢？加之英国脱欧，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到国内外的多种不确定因素，教育研究摆脱对国家财政经费的过度依赖已经不可避免。
日本《宪法》第23条本来就规定学术界要秉承“自立”和“自律”的宗旨，国家行政对大学运营的干预应该控制在最小限度。独立自治的学术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在这里“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此学术界必须摒弃传统的对国有、国营的体制的依赖，必须要创建新的研究教育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同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才。希望日本学术界能够开展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并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并在“society 5.0”的口号下为实现超智能社会贡献力量。
2015年，日本中央政府将国立大学法人划分为3种类型【注1】并实施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制度，希望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将促进中央权限的下放。我希望这能使那些规模较小的第一类国立大学能够把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创造出辉煌。究竟这样的改革能否强化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的创造呢？如若不能，日本公共教育研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将不容乐观。
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中的“国立”二字是被国家和国民所赋予的特殊荣誉。这些机构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其价值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们使命不仅仅是服务于国家利益，还在于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发挥作用。在英国并没有“国立（national）”的说法，相应的是“皇家（royal）”的称谓，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机构一定要从皇室或者国家拿财政拨款。换句话说，“国立大学”只是象征性的称谓，并不意味着是国家要包管到底的“国营大学”。以前，“日本国有铁道公司（国铁）”创立之初，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铁却走向了衰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拥有高速铁路（新干线）的国家，并且在这一领域一直保持着最高水平的技术积累，但是过时的经营制度却无法跟上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都会欠下一笔难以偿还的债务。
时代变了。阻碍现代教育研究的发展的障碍是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很难有哪个国家可以谋得独善其身式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需要整合与运用好国内外的资源才能有好的发展。但是，为何行政总是钟情于旧时的“国营”思维，从而对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采取消极的态度呢？为何已经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的国立大学依然事事找政府，摆脱不了“国家依赖症”？我衷心希望国立大学不要重蹈国铁的覆辙。
教育科研的经营
大学校长作为经营管理者要了解组织的经营基础和情况，同时作为教育与科研的统筹者还要逐步落实大学的理念，使其具有一贯性。一般来讲，在大学的经营方面日本的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做得好。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在党组书记的管辖之下，校长可以专心管理教育与科研。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职能分离的做法更符合实际要求，并且推动了中国大学的长足发展。
我认为校长应该采用外部聘任制度。通过广泛调研与选拔来任命最佳人选。如果只图一时省事，仅通过校内选举或者是类似的方法来决定一所大学的掌门人，其结果无外乎是从世界的行列中落伍。但是，日本的现状却是大多数校长均由校内选举产生，根本无法期待日本大学里能建立起放眼海内外选拔最佳校长人选的制度了。
再看一看海外，那里正在就大学校长进行着激烈的跨越国境的人才争夺战。虽然国家的不同，在选用国外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国别条件限制，但是这种人才的交流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化相近的美英之间，很多国家的国立大学也都有了聘用外国人做校长的实例。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校长是瑞典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的第一任校长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还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请校长并领导大学实现了发展。
日本的校长们虽然都很有智慧，但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其行事风格偏于内向、保守谨慎，缺乏迅速的决断能力。他们还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验。在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中国科学院旗下的研究所所长约70％有过海外经历，而且年龄大多为四五十岁，非常富有活力。以此来反观日本，日本也需要尽快培养专职的校长候选人，至少可以先促进国内校长人才的流动性，从全国范围内选拔最佳校长人选。
2016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