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鲁赫特北大讲座：韦伯《以学术为业》发表100周年
►著名社会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
撰文 | 吉砚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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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社会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4月10日晚，施鲁赫特教授发表了第一次演讲，题为“《以学术为业》发表100周年”。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
施鲁赫特教授堪称在世最重要的韦伯研究者，1967年毕业于柏林大学，1976—2006年长期担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施鲁赫特教授是韦伯全集(gesamtausgabe)的主编之一，目前韦伯全集已经整理出版了45卷。施鲁赫特教授关于韦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为其他研究者设定了很高的标杆，其中两部已有中译：《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韦伯西方发展史之分析》及《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
施鲁赫特教授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大约100年前，准确地说在1917年11月9日（注：对于发表演讲的确切时间一直存有争议，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写道演讲是在11月7日。施鲁赫特教授认为玛丽安妮·韦伯弄错了，通过深入研究演讲第二天登出的一篇记者报道，演讲的日期应为11月9日），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这次著名的演说。韦伯没有用讲稿，演讲内容可见于新闻报道，这篇报纸文章也帮助我们最终确定韦伯演讲的确切时间。另外，当时的演讲也留下了一篇速记稿，韦伯在1919年春整理写作时大概也参考了这篇速记稿。1919年3月《以学术为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倘若比照1917年的报纸文章，我们会发现韦伯并没有对内容进行大的改动。从1917年到1919年德国历史处境的巨变（比如德国战败、通货膨胀等等）并未反映在1919年发表的定稿之中，所以说《以学术为业》仍是一篇针对“1917年”情形的文本。
1919年小册子的封面题为“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以脑力劳动为业），这是面向“freistudentischen bund”（自由大学生联盟）的一系列演讲，首先就是这篇“wissenschaft als beruf”（以学术为业）。
►韦伯
针对“1917年”情形的文本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胜负尚未明了。在德国绝不会战败的前提下，当时的德国政治分化出两派观点：一派追求胜利后吞并其他民族国家的领土，而韦伯所属的另一派则谋求不变更疆域的和解。和解意味着不再追究是谁发起战争，谁该负责，而是重新实现欧洲各势力的均衡：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俄国。不过俄国当时正经历着布尔什维克掀起的剧变，没法全部投入欧洲的这场博弈。另一方面，当时德国在战争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韦伯认为1917年德国因为愚蠢的策略，促使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均衡。当时亲历这场战争、甚至部分参与战争的学生们感到绝望：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为业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希望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来回应他们的困惑，这便是系列演讲的缘由。
发起系列演讲的学生群体，即 “freistudentischen bund”（自由大学生联盟） 主要由左翼、犹太人、和平主义者组成，有着极强的和平主义倾向，而韦伯显然不是和平主义者。所以对这些学生而言，理解韦伯的演讲（尤其是“以政治为业”）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他们知道韦伯是研究“职业”(beruf)的专家，因其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的言论被视为一战期间著名的辩论家。他们的困惑是：当下，成为职业人意味着什么？
“谁能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我们呢？”除了马克斯·韦伯，他们也邀请了其他人，不过只有韦伯发表了演说，其他的演说没能实现。所以原本的系列演讲只有《以学术为业》及《以政治为业》两场。那么为什么韦伯会被视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呢？施鲁赫特指出，1904—05年他完成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职业”人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阐释。在这部著作中，韦伯对《圣经》德语译本中的“天职(beruf)”概念做了分析。《哥林多前书》7：20：“let each one remain in the same calling in which he was called.”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和合本）］。从拉丁文的vocatio译为德语的beruf （职业），然后到berufung（天职）；相应的英译分别为vocation和calling。所以韦伯的演讲严格说来应该译为“science as a calling” （以学术为天职）。天职当然需要人去学习诸多技能，但是它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倾向，甚至是全心投入。人全身心投入一项高于个人的事业，比如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确能够回应这些年轻人的迷惘。
按照施鲁赫特的介绍，这一系列演说原本包括四次，分别关于科学家（以学术为业）、政治家（以政治为业）、艺术家和神职人员，后两次未能实现。《以政治为业》的演说是在1919年1月28日进行的，当时德国已经战败，帝国灭亡，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在共和国的框架下重建各项制度。尤其是《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签订后，情势更加严峻。因此，韦伯演说时的心态也与1917年完全不同。在施鲁赫特教授看来，《以政治为业》相较于前一篇演说，要更合规矩，但不那么激动人心、生气勃勃。在第二篇演说中，韦伯更完整地展开了政治的外在维度，内在维度不足，然而外在维度并非问题的要害。因此，施鲁赫特教授认为《以学术为业》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更平衡一些。
►韦伯《以学术为业》
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韦伯开篇比较了德国与美国这两种“极端”对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试图通过比较来呈现德国教育体系的独特性，而无意作价值判断。1904年韦伯曾经亲身去美国，也非常喜欢美国，他可以算是“the would-be englishman”(guenther roth)，不同于大部分德国学者，他对盎格鲁—美利坚的宪政精神很感兴趣，也很喜欢这类政治秩序。不过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就更倾向于突出德国的特殊性。在政治观点上，马克斯与阿尔弗雷德的关系有点像托马斯·曼与哥哥海因里希·曼的关系。
1. 美国化
韦伯认为当时的德国教育体系正处在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有其内在根源，即施鲁赫特教授在后面提到的“现代学术的结构转型”。此时德国已经由学术“手艺”(craftsmanship)开始转向学术“产业”(industry)。在韦伯看来，学术的“美国化”意味着学术生活的官僚化。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教育体系承自两条脉络：一脉源自英国，即英国的学院(college)，一脉源自德国，即德国的大学(universität)，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那么他为什么认为美国学术科层化呢？因为在美国体系下，学者能够在同一间大学，从助理教授逐级晋升。对德国的教授而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德国博士不仅要提交毕业论文，还要写一篇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并且某大学毕业的学者只能到其他大学任教。韦伯提到，当时的德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留任本校。于是大学不得不增设机构来容纳这些本该去别处的人，这些学者的思想也未经充分检验。对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而言，学术前程常常操于命运之手，充满不安全感。“职业生涯”(career)是官僚制的概念，与学术无关。严格说来，学术本身跟在同一学校逐级升迁的“职业生涯”无关。
施鲁赫特教授提到全集最近新出版的第十三卷，其中包含了上千页的内容，均为1895—1920年间韦伯关于学术的论述，其中大部分此前不为人知（注：band i/13: hochschulwesen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5–1920. hrsg. v. m. rainer lepsius u. wolfgang schluchter in zus.-arb. m. heide-marie lauterer u. anne munding）。虽然韦伯自己因为健康问题，任教的时间不长，但他一直很关注德国学术体系的问题。
2. 专业化
在今天的学术界，专业化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韦伯的时代，还有许多学科尚未形成，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都不是专门的学科。与法国和美国不同，德国的社会学诞生较晚。甚至可以说，迟至二战，德国才有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化快速扩张的另一面就是“业余色彩”(dilettantism)增强，对跨专业领域的学者尤其如此。韦伯在比较研究时不免涉入其他专业领域，那么对该领域而言，他只算业余。越是多方面比较，兴趣面越广，就越包含某种业余倾向。专业化的趋势促使学术架构发生转型。
3. 经济化
经济化，意味着学术机构愈益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学术愈益产业化，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在等级化的学术机构里，老师和追随他的学生不再是最重要的。学术成了一项可以高度分工的活动。与此相伴的，是青年学者所谓“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quasi-proletarian existence)。当然他们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大学里不得不过着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学术领域的上述转型对青年学者而言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当然，韦伯对美国学术体系略有误解，在美国，学术生涯也很困难，不过多亏有等级体系，被哈佛大学拒绝不意味着走到绝路，青年学者还可以继续申请常春藤联盟之外的大学。
学术工作的内在动力
热情地献身学术意味着什么？“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carlyle: ‘millennia had to pass ere thou camest to life, and other millennia wait in silence.’)——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页）
那么科学作为天职与艺术或政治有何不同呢？不同于政治家，科学家应当克制自己，避免价值判断；不同于艺术家，科学工作始终受进步过程的约束。换言之，真正的科学家甚至请求被人超越，希望相形见绌。科学的进步无止境，而科学家知道自己终究会被遗忘。在自然科学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这一点，当一个理论或一种实验被更好的理论或方法取代时，除了科学史学者，继续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不会再去关注它。倘若这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以学术为业的意义何在？
“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无法回答。韦伯先提到了托尔斯泰的答案：“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同上，第30页） 韦伯承认，的确如此，不过倘若一个人要以学术为业，就不止于个体生命，科学也不仅是个人的职业，问题变为：“在人类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天职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科学推动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这意味着“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同上，第29页）同时也意味着科学进步不能回应托尔斯泰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对于“在人类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天职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韦伯回顾自柏拉图以降直到尼采的各种观点，而韦伯的观点迥异于他们：现代科学是一个价值领域，它与其他价值领域永不止息地斗争，不可调和。当然这也意味着现代科学只是价值领域之一，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生命，但它并不是最高的。
“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又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试图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并再度陷入无休止的相互争斗之中。……我们曾被引向基督教伦理的崇高痛苦这个所谓的唯一方向，在双眼因此被蒙蔽了千年之后，我们将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诸神之争就是我们的文化命运。”
最后，“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中，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同上，第40页） 由此可见韦伯的悲观态度，他从巫术性的多神论，到伦理性的一神论，直到祛魅的多神论(disenchanted polytheism)，即现代的多神论。那么，为何在韦伯看来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如此有限？因为现代科学都依赖诸多外部的假定，以及基于这些假定的概念和理性实验，所以现代科学——主要指经验科学、逻辑学以及某些价值学说——只能产生出受上述方法论约制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技术上是可批判的。每个因果性的判断都可转化为一个经验命题。因为科学知识受到上述诸多制约，现代科学要求自明性以及责任感，亦即：只有意识到科学知识受到这些制约，才不会越过科学的限度，才不会将科学变为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weltanschauung)。
从1917年到当下：韦伯的思想仍然鲜活
《以学术为业》在1919年引起的直接反应是：这太奇怪了，人们需要价值判断，没人想要韦伯这种严格限定的科学。对他的回应大多是从情感的、浪漫化的或伦理的角度来批评，比如德国象征主义流派“格奥尔格圈子”(georg-kreis)，还有一些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洛尔奇，他与韦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亲近，不过后来他转向了某种文化综合论，而韦伯决然拒斥这种综合或和解，他认为人可以忍受诸神之争，却无法消解它。韦伯令人绝望的论调与他看待价值的不可知论有关。当然，这些回应不意味着1917年学生的反应。情势变化，1919年人们在心态上渴求综合或和解，韦伯的演讲或多或少算逆流而动。
回到当下，施鲁赫特教授指出，韦伯之前描绘的三种趋势均已成为现实：(1) 美国化，现在的德国教育体系是德式与美式的结合，而且结合得不算让人满意；(2) 专业化；(3) 经济化。而且专业化导致科学“从小科学到大科学”(from little science to big science)：学术期刊数量飞速增长，学术从书籍转向期刊，尽管不是所有学科都如此，但这是总体的趋势；从前，书或论文多半由一人完成，现在大部分出版物都有两个、三个、四个作者，甚至在自然科学中有些出版物有十个作者，读者根本无法得知作者的个人贡献。
最后，施鲁赫特教授总结道：“不论小科学大科学，我们应当以伟大的科学(great science)为业。”这是每一位以学术为业的人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出乎他自己的预料，韦伯的思想直至百年后仍是鲜活的。
注：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