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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隐形人：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

2019/08/17

导读

我们并不只是在讨论性与性别，我们在讨论的是爱、权利、公正与尊严。

撰文 | 崔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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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1岁的山东教师明珏（化名）因同性恋身份在家长中曝光，他所工作的幼儿园决定将他开除。据《好奇心日报》报道，明珏说：“我在 2012 年后任职的每间教育机构，一直是公开出柜的，都有对校方出柜，但家长不知道。”

明珏的性倾向曝光后，他所工作的幼儿园的投资人说：“当时有些家长的反应很激烈，发微信给我，问我要不要带孩子去验血之类的，而且好几个。我感觉家长很介意，更担心如果这事开始在我们园里传开，那园不就崩了。”

投资人给了明珏两个选择：一个是接下来再也不能用教师身份曝光自己是同性恋，另一个是辞职。2018年9 月 19 日，明珏前往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递交申请书。他在庭外手举一张标牌，上面写着：“我教导孩子要诚实，所以我无法说谎。我是同性恋！” 9 月 27 日，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正式立案。这是中国同性恋教师劳动权益的第一案。

明珏的发声让同性恋教师这一独特的身份走入大众视野。同性恋教师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休教授 pat griffin 于1991年在《教育质性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发表了一项堪称经典的研究，揭示出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策略（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y）。

pat griffin，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休教授，长期致力于教育界与体育界的多元性别平等。

研究访谈了13位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美国教师，包括6位男教师和7位女教师，他们来自美国的学前班、小学、初中和高中。访谈的核心问题是：做一名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教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参与研究的同性恋教师表达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害怕暴露身份会招致公众谴责，失去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保持内心的诚实，通过出柜使同性恋身份（性身份）与教师身份（职业身份）融为一体。

pat griffin于1991年发表的美国同性恋教师研究

美国同性恋教师的恐惧与渴望

了解同性恋教师对身份暴露的恐惧，对于理解他们的校园经历至关重要。被访谈的同性恋教师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暴露身份会无可避免地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丢掉工作，二是失去同事、家长与学生的信任，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说：“我整天都背负着这种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在我脑后游荡。”“不管我多勇敢，我总是害怕会丢了饭碗。”

参与研究的同性恋教师们指出了三种让他们恐惧的方式。

一是被指控性骚扰或勾引孩子。因此，所有教师都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与学生的身体接触，有些教师完全避免触碰学生，有些教师避免与同性别的学生发生身体接触，有的教师从不与同性别的学生单独相处。当一些教师与同性别的学生有拥抱、拍打或肢体接触时，他们会认为这有危及职业的风险。对于那些在学前班和小学任教的男同性恋教师来说，这种恐惧尤为强烈。

二是被指控影响学生成为同性恋。那些在中学任教的同性恋教师更多地表达了这一恐惧。因此，他们不愿与同性恋学生交谈，担心这些谈话会被学生、家长或管理者利用，产生不利后果。

三是在一些同性恋活动或场所中被学校的人看到，例如同性恋酒吧、骄傲游行等等。

在所有上述的情况下，同性恋教师们都认为被指控为同性恋教师会使他们陷入无助与隔绝的境地，无法得到同事与教育体制的支持。

尽管同性恋教师担心身份公开会导致负面后果，与此同时，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的隔离让他们感到不适，他们不喜欢在同事与学生面前隐藏身份。充斥在校园中的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形象让他们感到受挫，他们希望能公开现身来对抗污名。但是大多数同性恋教师认为隐藏身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需要。正如一位教师所言：“隐藏身份是很纠结的。要么背叛自我，得到安全；要么出柜，被炒鱿鱼。”

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

在 griffin 的研究中，没有一位教师是完全在柜中的，他们都认为学校里至少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份，不管是通过传言还是直接公开身份；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位教师是在学校完全公开身份的，他们的性倾向没有得到学校社群的公开认可。

griffin 这一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她首次描绘出一个模型图，用于展现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策略。griffin 识别出四种身份管理策略：冒充、掩饰、间接出柜、直接出柜。这四种身份管理策略构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下面将逐一举例阐释。

美国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模型（griffin, 1991）

“冒充”（passing）策略指的是引导他人相信自己是异性恋。“冒充” 可以分为 “主动冒充” 与 “被动冒充”。“主动冒充”（active passing）是有意通过话语和行为来使他人相信自己是异性恋。例如，一些女同性恋教师至少一周穿两次裙装，以呈现 “阴柔的”、她们认为是异性恋的形象。一位女教师对学生和同事谎称自己有男友。一些同性恋教师会在谈及伴侣的时候改变代词，例如男同性恋教师会用 “她” 来指称自己的爱人。一些教师有意对自己的同性伴侣关系轻描淡写，例如把爱人说成 “室友”。一位女同性恋教师有意和她弟弟的男性朋友进城，学校里的人会看到她和一个男性在一起，从而认定她在约会。

“被动冒充”（passive passing）指的是任由人们默认自己是异性恋，不去纠正。一些有过婚史或已经育儿的同性恋教师会任由学生把自己看成异性恋。一位同性恋教师的同事们因为他有一个女儿而把他视为异性恋，尽管他没有主动通过为人父而冒充异性恋，但也从来没有纠正过人们的错误假设。

第二种身份管理策略是 “掩饰”（covering），即试图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使用 “掩饰” 策略的教师向同事和学生分享信息时会进行自我审查，但不会说谎或者有意误导他人。这是与 “冒充” 策略的重要区分，因为相比有意误导他人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 “冒充” 策略，“掩饰” 意味着不去有意欺骗他人，更加接近诚实。正如一位女教师所说：“我从来不编造跟男人有关的故事，我只是不说出全部，那只是省略。”

同性恋教师采用多种不同的掩饰方式。最常用的一种是避开那些可能会谈及私生活的情境或地点，或者尽量得体而又迅速地终止这类谈话。同性恋教师们认为教师休息室是一个有潜在风险的地方，因为同事们常常在此交换他们私生活的信息。还有的同性恋教师只参与那些强制要求的学校社交活动，并且小心地独行。大多数同性恋教师会拒绝同事发出的校外社交邀请。

当同性恋教师真的跟同事或学生谈起自己的私生活时，常会更改那些会暴露同志身份的酒吧、活动的信息，掩饰伴侣的性别，但并不会说谎。例如，一位教师说：“当谈到我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不会用人称代词，不会说这个人是谁，我用 ‘special person’ 来指称我的伴侣，或者谈论我的 ‘relationship’。我会回避‘he’或‘she’。”

当同性恋教师与伴侣身处他们所任教的区域时，会谨慎地注意与伴侣的行为举止。一位女同性恋教师住在学校所在的小镇，她会避免与伴侣一起进城购物或参加校外活动。如果伴侣被邀请到学校观察教学或见到其他教师，同性恋教师们会轻描淡写地介绍伴侣，“就像对待任何人那样对待我的爱人，没有区别对待，就像对待一个朋友。” 任何亲密的表达与接触都会小心避免。

同性恋教师们认为，“冒充” 和 “掩饰” 对他们的校园生活有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职业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割裂。参与研究的同性恋教师们形容这种割裂就像是 “带着面具”、“竖起一道墙”、“感觉精神分裂”。维持这种割裂状态需要持续不断的警惕。他们感觉校园生活充满了欺骗，像是穿着一个 “保护壳”。他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我需要不断地决定什么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不可以，担心在校外哪里被人看见了、被看见跟谁在一起。” “我的自我保护已经变得如此自然，甚至我都意识不到我在自我保护。” “我不能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我不想做一个虚伪的人，但我觉得我不得不说谎。”

同性恋教师的自我保护会影响到他们与同事和学生的关系。“我不能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人们不了解我。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是个老处女。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一切都好，并不孤独。但我跟同事的关系太浅了，因为我没法聊我自己的生活。”这种体验让同性恋教师在学校感到隔绝与疏离。整日在学校戴着面具的生活也让他们心力交瘁。

同性恋教师也为需要掩饰和冒充而感到愤怒、沮丧、悲伤。“直人对于我们同性恋自我保护的辛苦真是一丁点都不了解。我对逼着我撒谎的那些不公平感到愤怒。我知道不论我工作表现多么好，一旦我的身份被发现了，我也会丢掉饭碗。我不得不费很多心力保住饭碗，我感到很沮丧。”

此外，同性恋教师们还会觉得通过掩饰和冒充，他们没能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没能为同性恋学生做出一个表率。“我觉得内心很冲突，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没必要知道我的身份，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他们知道了，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同性恋教师身份管理的第三种策略是 “间接出柜”（implicitly coming out），指的是虽然同性恋教师没有直接公开他们的身份，但人们知道该教师是同性恋。当同性恋教师决定 “间接出柜” 的时候，他们不再冒充异性恋身份和掩饰同性恋身份，会公开分享自己私生活和伴侣的信息，使用恰当的人称代词，但不会使用 “同性恋” 标签。这种对 “同性恋” 身份标签的有意省略是 “间接出柜” 与 “直接出柜” 的重要区别，间接出柜的教师不会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正如一些教师所说，“我有我自己的规则，我从不就个人身份说谎，但也从不直接公开。我不想掩饰，我想保护自己。我现在没有伪装，只是不说出那个词。我不会编造故事假装异性恋，不再玩这种伪装的游戏。” “我非常做我自己，但只是不把同性恋标签贴在我身上。”

向同事间接出柜的教师认为自己已经公开了足够的信息让对方判断自己的性倾向，只是不说出 “同性恋” 这个词。他们能够从一些行为表现看出同事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例如，一位同性恋教师说他的同事会把那些对身份有困扰的同性恋学生交给他谈话，尽管他从来没有直接跟同事公开过身份。还有一些同性恋教师认为同事们肯定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因为同事们会在教师休息室里谈论私生活，但从来不会问起那些同性恋教师的私生活。这种有意的回避是如此明显，因为同事们对谈论同性恋话题感到不适。还有一些教师会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间接出柜。例如穿戴有象征同性恋的符号的衣服或饰品；当异性恋同事携配偶参加校园活动的时候，同性恋教师也带着自己的同性伴侣出席活动。

间接出柜对于同性恋教师来说有利有弊。好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同性恋教师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同性恋身份没有直接公开；二是，相比采用 “冒充” 和 “掩饰” 这两种策略，间接出柜的教师感到更多内心的诚实，不需要撒谎或做太多的自我审查。此外，那些隐隐知道同性恋教师身份的异性恋同事可以选择回避直面同性恋话题，避免尴尬。

尽管 “间接出柜” 作为一种策略对于同性恋教师来说有好处，但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间接出柜让同性恋教师永远无法确认学校里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的同性恋身份。同事和学生是否会支持同性恋教师的身份，也无法得到证实。异性恋教师也无法对同性恋教师提供支持。正如一位同性恋教师的异性恋同事所说：“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但我觉得应该首先由你来说出这个身份。” 一位同性恋教师最终选择直接出柜后，异性恋同事说：“想到这些年来你一个人走过的这些路，害怕告诉我你的身份，我觉得好难过。”

“直接出柜”（explicitly coming out）是同性恋教师身份管理的第四种策略，指的是同性恋教师使用 “gay” 或 “lesbian” 词语直接公开自己的身份。所有参与研究的同性恋教师都认为直接出柜是一种有高度风险的行为。因此，做出这一决定需要缜密的考量和准备。同性恋教师会仔细选择可信任的出柜对象，因为直接出柜后，同性恋身份就变成了一个需要两人保守的秘密。一些同性恋教师认为，向同样身为同性恋的同事出柜，跟向异性恋同事出柜一样有风险。他们认为那些完全深柜的同性恋同事可能不值得信任，会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身份的怀疑而出卖自己。此外，同性恋教师们认为向学生出柜比向同事出柜更难。

尽管直接出柜的风险很高，同性恋教师还是希望能够直接公开身份，因为直接出柜可以使他们免于伪装，保持诚实，将职业身份与私人身份融为一体。直接出柜策略还可以避免间接出柜策略的不确定性。对学校里的一些人直接出柜，可以减轻同性恋教师在学校的疏离感，在必要的时候获得支持。

尽管同性恋教师们向往直接出柜，不过还是有不少忧虑。最大的恐惧是陷入危及职业的无助境地。此外，他们还担心出柜后人们聚焦于自己的性身份，从而不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或可靠的教师，而是仅仅被视为一个同性恋。

在参与研究的13位同性恋教师中，每一位都使用了多种策略来进行身份管理。其中，8人倾向于选择掩饰和间接出柜策略。2人使用了全部四种身份管理策略。1人主要使用冒充和掩饰策略，但对一位同事直接出柜。1人使用了冒充、掩饰、间接出柜三种策略。还有1人只使用了掩饰和间接出柜策略。不过，所有人都向少量精心选择的同事或学生直接出柜。一些人回忆了他们曾经使用冒充策略的经历，但现在已经不愿再撒谎或否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研究显示，同性恋教师会根据情境、面向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策略。因此在学校里，同性恋教师会始终处于评估与调整身份管理策略的动态过程中。不管同性恋教师采用何种身份管理策略，几乎都希望能够在学校直接出柜。一些教师认为这在未来有可能实现，也有一些教师由于内心的恐惧与学校支持的缺失，不认为未来有可能在学校更加公开身份。

同性恋教师的生活经验显示出，身份管理是一个复杂的、持续不断的做决定的过程，需要平衡内心强烈的恐惧与对诚实的渴望。出柜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或过程，在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人，需要持续不断的权衡与考量。

在 griffin 研究中，大多数教师都因为工作表现得到学校好评。但这些同性恋教师认为，不管他们多么胜任工作，一旦同性恋身份暴露，都会丢了工作。为了获得职业安全感，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自我疏离，成为学校里不可见的隐形人。griffin 在文章末尾说，可以设想，如果这些教师不必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心思在身份管理，他们的工作一定会更加出色。

看见中国的同性恋教师

griffin 的研究启发了后续更多针对同性恋教师身份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性少数教师，揭示性少数教师的职场经验、面对的校园氛围、影响他们出柜与否的因素、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以及他们对主流性规范的反抗。这些研究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呈现出以异性恋作为规范的（heteronormative）校园环境对性少数教师的歧视与排斥，并呼吁营造一个更加多元、友善的校园环境。

在今天看来，griffin 在上世纪90年初发表的这项研究已经略显陈旧。将近30年过去了，随着美国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发展，美国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里程碑式的胜利是2015年全美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再在美国做这项研究，选择冒充异性恋的同性恋教师应该会更少，选择直接出柜的应该会更多。

这些将近30年前的美国同性恋教师的经历对于今天中国的同性恋教师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中国同性恋教师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除了少量关于中国同性恋教师身份管理与校园经验的叙事（崔乐，2016、2017），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李银河和郑红霞（2013）在2006年进行了一项样本量为400人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同性恋的总体接纳程度仍不高，且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显示出中国文化的中庸性：完全接纳和坚决反对的人都比较少。该调查设计了两个关于同性恋教师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您认为他可不可以在学校当老师?” “如果发现孩子的老师是同性恋者，人们会不会要求学校换老师？” 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很接近：稍稍超过半数的人持歧视同性恋教师态度，略低于半数的人持尊重态度。可见，同性恋教师在中国承受着较为严重的社会污名。

挑战污名的一个起点是，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些校园里的隐形人，看到他们日常所承受的忧虑、恐惧、不安与不公。看到压迫，才有可能共情与改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打破沉默。如果你是同性恋教师，请说出你的故事，这很重要。如果你是异性恋学生，你如何看待你的同性恋老师？如果你是同性恋学生，一个同性恋教师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家长，你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老师是同性恋？如果你属于学校管理层，请运用手中的权力让校园更友善，至少释放你的善意。

其实，值得讨论的何止是同性恋教师。还有双性恋教师、跨性别教师、性少数学生、各行各业的性少数、各种被污名化的边缘群体…… 我们并不只是在讨论性与性别，我们在讨论的是爱、权利、公正与尊严。

参考文献

griffin,p. (1991). 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mong lesbian and gay educa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4(3), 189-202.

陈莉雅，一名青岛教师因为同性恋身份被开除，他向法院申诉争取权益，好奇心日报，2018 年 9 月 28 日。

陈莉雅，幼儿园老师遇到了同性恋身份的尴尬问题，并为此打了一场官司，好奇心日报，2018 年12 月10日。

崔乐.一个同志教师的愤怒与不安：性身份的幽微政治. 性别平等教育季刊, 2016(75), 57-64.

崔乐.一个同志教师的日常：恐惧、不安与身份管理. 性别平等教育季刊, 2017(79), 91-96.

李银河,郑宏霞.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31-36.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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