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论:美国是否应该害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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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蒋海宇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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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存在已久,但近年来,美国政治界开始愈发担忧中国将挑战美国霸权地位、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种担忧随着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政治极度两极化的美国,竟产生了党派间的共识。正如沃尔特·罗素·迈德(walter russell mead)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所说:即使是出于不同原因,各党派都认为应该强硬对待中国。
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associate)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近期于《国际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种担忧源于人们在估计国家实力时,使用了错误的经济指标,因此错误地高估了中国的国家实力。beckley认为,衡量国家实力不应过度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这样的资源总量指标,而应更多考量该国的净资源,即减去生产成本后剩余的资源余量。
gdp不是衡量国力的合适指标
贝克利指出,目前常被用来证明中国腾飞的数据,要么是中国的gdp,要么本质上是gdp的组成部分:工业和制造业产出,贸易和资金流动,军费开支,研发开支,基础设施开支等等。
这样的指标用来衡量国力合适吗?“如果跟踪近200年来各大国的兴衰起落,人们便会发现这些数据在预测国际争端和战争的赢家上,可能就比掷骰子扔硬币准确那么一点。”贝克利在评论文章中说。
他列举了两个耳熟能详的例子。一个是十九世纪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军队,而且还在与各强国的贸易里保持着贸易顺差。结果呢?现在的中国人把那个时代称作“百年国耻”:列强瓜分国土,被迫签署各项不平等条约。另一个是中国的邻居,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帝国,拥有欧洲最高的gdp和最大的军队,结果被英、法、德三国打得落花流水,在1917年被俄罗斯共和国所取代。
贝克利声称除了这两个,还有好几百个其他例子。通过它们,人们能够发现gdp、军队开支等总量指标的一个特点:它们只算了巨大劳动力和军队所带来的好处,却没考量它们带来的巨大开支——大量的人要被养活,管理,保护,帮扶。当然,贝克利并不否认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小国寡民的卢森堡肯定难以拥有超级国力。但要耸立诸国之间,一个国家不仅要大,更要高效。
贝克利提议,一个衡量国力的合适指标,需要关注减掉成本后的剩余资源量。他列举的成本包括:发展经济、扩大军队花掉的原材料,污染等副产品,社会福利,维稳和国防等等。
近几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就在评估各国的净资源数量,主要评估了三个方面的净资源:生产资本(produced capital,包括机械、建筑、战斗机、软件等人造物品),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包括人口的教育、技术和工作年限)和自然资源(水、能源、可耕地)。除此之外,瑞士金融服务机构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也发布了对各国私人财产的评估数据。
尽管三个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库和方法论,却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美国的净资源储备(netstocks of resources)是中国的好几倍,且差距还在以每年几万亿美元的速度继续拉大。
而且,要注意,贝克利强调,这些数字可是保守估计,按中国的官方数据算出来的。他认为,官方数字能把正式情况最多夸大30%,而且还忽略了那些能腐蚀经济和军队的其他因素。
低效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资源总量巨大,净资源储备却远落后于美国?贝克利给出了一些解释。首先,要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商品,中国商业机构的资本投入是美国商业机构的2倍,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美国商业机构的5倍。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业产能(industrial capacity)都被浪费掉。超过一半的研发资金都被贪污。超过二分之三的基础设施建设开销,永远都不可能收回成本。同时,中国每年用在养活人口、警察力量和社会服务的开支比美国要多几千亿美元。
中国低效的不仅是经济,还有军力。贝克利认为,就武器的射程、火力和精准度来说,中国武器系统的效能平均只有美国的一半。除此之外,中国边防和内部维稳起码占用了35%的军费和50%的现役军人。相对地,美国可以将军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海外。
虽然美国的军队力量遥远地分散在世界各地,但这些军事布置都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战略选择。中国军队却因为维稳和国防(和中国接壤的19个国家里,有5个在本世纪和中国打过仗)必须留在东亚地区。因此,美国军队比中国军队更机动灵活。
逐渐减少的劳动力将是中国赶超美国的一大障碍。贝克利指出,据估计,中国将在未来30年里逐渐失去超过2亿的劳动力,占现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同时,65岁以上人口将翻三番,使中国的工作-退休人员比例从现在的7:1降至2:1。美国的劳动力据估计将增长30%,工作-退休人员比例维持在3:1。
无需过度担忧中国
基于上述原因,贝克利总结到,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享有对中国的极大优势,因此无需过度担忧中国将挑战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贝克利认为,美国应该提防和中国进入到敌对的外交关系中,而应该在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针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个别行为进行反击。比如,与其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美国更应该考虑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签订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采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更温和的措施。
贝克利最后强调,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中国崛起,而是过激地缘政治引发的鲁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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