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教育鸿沟”？世界各地大学校长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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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可
责编 | 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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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与否，是公众熟知的现实议题。早在2009年，温家宝就曾发表文章谈到：“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实际上，确保城乡、地区、民族之间教育机会公平是个艰巨而必须完成的任务。近十年来，教育公平也一直被国家发展规划视为最根本的教育政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只有多让寒门出“贵子”，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才能畅通。一旦各阶层人群拥有的教育资源差异过大，形成“教育鸿沟”，社会往往会倾向于阶层固化的亚健康状态。而为了缩小教育鸿沟，大学应该发挥怎样的使命和职责？
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竞争要求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国际化教育迅速发展，那么高校与学生面对潮流是否会“反应不良”，又该如何应对？ 2018年5月5日，在由教育部指导，北京大学等机构主办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就教育鸿沟、高等教育全球化、高校发展思路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大学应当只培养精英，还是应当被视为普罗大众都可分享的资源？面对这一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大学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的引领上，在最根本的招生问题上就该身体力行。比如，高校应该对社会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招生上把更多的视野投放到农村学生和边缘群体身上，保证学生群体中农村学生和边缘人群的相当比例，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
“作为教育者，必须要思考大学目前的安排是不是有利于各个社会阶层，不单是那些富人或有一些特权的阶层，要关注这些不平等的问题。”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莫家豪在论坛中说。在长期学科交叉研究中，莫家豪注重研究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前沿问题，对亚洲地区教育政策颇有见地，他的观点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校长成乐寅（sung nak-in）不谋而合。
成乐寅介绍说：“首尔国立大学是非常重视个体价值培养的。我们要去发掘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和个体，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大器晚成。同时我们也要培养那些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才智，贡献力量的个体，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和变化群体。我们想通过培养这些人促进我们的社会流动性。”
为了让社会各阶层都能享受到高等教育资源，高校扩招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应对手段。莫家豪副校长提到：“在亚洲我们注意到一个大的趋势，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们看到高校的入学人数是持续的增加，在东亚地区这个趋势尤其明显。在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看到大学扩招的速度和规模都是非常可观的”。不过，高校扩招的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担心认为高校扩招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规划，这种高等教育的极速扩张可能造成毕业就失业的问题，也会造成社会流动性停滞。因此，莫家豪认为“保证学生毕业生的质量”和“扩招”两个动作必须并举，这样才能够“在一个多变、多样化的文化市场中间有一席之地”。
而在谈及高校国际交流时，一些学者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全球化进程中，高校与高校间的交流不应仅是名校与名校的交流，也不应仅是学术与学术的交流。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进一步解释道：“在国际交流上，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版图的理解存在需要改正的地方。国内很多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时候希望去一些发达国家，希望去一些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国家，而不太愿意去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弥补一个地方，就是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同样，“交换进来的学生也不能让他们只在北京和上海，导致他们把北京和上海就理解为中国面貌的全部，而要让他们对中国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都有更多的理解。这是作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提供给他们的国际学生的。”
讨论中，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介绍了近几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为高校国际交流所做的努力，比如招收了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留学生。“他们来到香港理工之后对我们有一个促进作用……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可能再过20年，30年，这些学生就会去到这些国家去开展一些项目。”唐伟章说。
令一些专家担忧的是，国际化的大学里虽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但灌输的却是相似的价值观，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已越来越模糊。莫家豪认为，接下来要反思一下高校教育，对国际标准进行重新的思考。我们虽然在追求国际化，但是也不能忘记了自己是亚洲的高校，不能丢掉文化的根基。所以既要全球化，也要保持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爱丁堡大学副校长查尔斯•杰弗里（charles jeffery）介绍，爱丁堡大学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大学，但他们经常思考的是“这所大学对于本地社区来说，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他举了一个本校的成功案例：计算机科学学院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对当地社区作出巨大贡献，学术应用和研究思想衍生出很多企业和项目，譬如ibm、微软还有亚马逊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本地科技生态系统，完全颠覆了整个城市的科技发展。此外，为了复制这样的辉煌，他们最近又推出了一个名为“数字驱动创新”的城市协议，继续为当地社区发挥重大功能。同时，杰弗里也谈到大学的创新可能会淘汰旧产业的工人，诱发新的教育鸿沟，因此，“在产生破坏性创新的同时，也要去包容那些受害者，让他们去融入新的工作。所以我校非常关注这些辍学者，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让这些人经过简单的教育培训就能够去抓住新机遇”。
瑞典隆德大学副校长西尔维娅（sylvia schwaag serger）则分享了她在政府工作时应对的一些危机。与下岗工人的交谈让她了解到，关注那些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人，是社会包容性的体现，而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有责任不断推动这个包容性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和机会均等的探讨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01，030
[2]“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 《光明日报》
[3]实现重点突破 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 20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