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真的是寒门难出贵子吗？ | 教育观察-k8凯发百家乐

撰文 |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责编 | 徐    可

●　●　● 

今年北京文科状元二中学生熊轩昂的一番话，掀起轩然大波。熊轩昂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我父母是外交官”。仔细解读，相信他说的家里好，是指家庭条件，厉害，是指孩子努力，学习比较好。状元一番大实话引起舆论关注，社会分层固化的问题再次和高考挂钩，很多人都在表示忧虑，感叹寒门难出贵子，甚至延伸到对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教育制度质疑。

高考制度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标签化为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我们常年流行一个口号：知识改变命运，本意就是指这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日前问一个1977级的大学生，恢复高考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说：天亮了！众多1977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在和我谈到恢复高考的意义时，绝大多数的观点都是：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个机会。

正因为此，一些人在激烈批判高考制度不足，甚至提出废除高考的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则坚决捍卫高考制度，认为应该是改革，而不是废除，高考制度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最公平的一个制度，其本质还是社会上升的重要通道。正因为此，社会底层人群的子女是否有机会就读好大学的问题，变得尤为敏感和突出。

寒门难出贵子是普遍现象？

农村孩子上好大学机会越来越少的问题，从一些研究结果看，虽然有争议，但应该是一个现实。2011年清华大学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就已经发现，在自主招生、加分等多个方面，城市与农村，省会城市与各地一般城市区别明显。华中师范大学日前也做过类似的研究，认为现在大学生家庭结构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

大家担忧，忧虑都能理解，但我们不应该无限放大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现象。首先，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不仅是中国，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种“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严重程度甚至甚于中国。

曾有学者调查研究指出，英国牛津剑桥的学生，大约一半来自贵族学校；美国高中有3万所之多，但超一流大学学生多半来自极少的超级中学，总量也不过1000余所，几乎相当于我们的重点中学。最近30年，以公办学校为代表，也就是普通人就读的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是大幅下降的。因此近几任美国总统推出的教育政策，核心就是提高公办中学质量，手段包括通过评测加强惩戒措施，以及增加学生与家长的选择权。比如小布什的“不让一个人掉队”，通过学生成绩评测，对学校进行奖惩；奥巴马的“让每一个人都成功”，呼吁晚放学一个小时，加强公办特许学校的建设等。新上任的特朗普则直接任命了一个推行教育券制度的教育部长，教育券制度意味着把钱给学生家长与学生，让他们选择更好的学校。所有政策设立的出发点都是对美国基础教育水平不满。但是这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约只占学校总数1.3%的私立中学/贵族中学（private/preparatory school）发展得很好，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就是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超级中学菲利普艾斯特中学（phillips exeter academy）。这些中学仍然在稳定地向美国最好的大学输送高质量的生源。

根据复旦大学陆一老师的数据，为日本东京大学提供了大多数生源的前20名中学中，17个是私立的，只有3所是公立的。这同样是寒门难出贵子的实例。

社会阶层分化，固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也非常复杂和麻烦。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中，诞生了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成为美国一个阶段体现社会治理公平的标志性法案。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美国各州都全面履行了平权法案，包括在大学录取和就业上照顾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以平权法案为由，各州立大学录取中强调族裔和性别平衡，尤其是照顾非裔美国人，甚至划定固定比例，这被诟病为“反向歧视”。早在197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个白人学生提起诉讼，状告学校，表示自己因为是白人而在大学招生中受到歧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后续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加州大学首先在大学招生中废除平权法案。

为解决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体制优势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20世纪80年代曾经普遍存在的委培计划，就是专项针对落后地区。近年的农村专项计划，就是强制性要求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著名高校拿出2%的招生计划，专项投入贫困地区县以下的农村中学，确保农村孩子上名校。清华等一批名校甚至在自主招生中还单列了这方面的计划，以录取更多来自所谓社会底层家庭的学生。

寒门能出贵子，关键是你努力了吗？

就在大家纷纷议论寒门难出贵子时，甘肃残疾学生魏祥同学的故事刷爆了朋友圈，他给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以最好的诠释，也提示我们，“寒门难出贵子”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魏祥同学来自甘肃最贫困的定西县，而且因为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下肢运动功能丧失，大小便失禁，属于重度残疾。更可怜的是，他的父亲于2005年去世，留下他与相依为命的母亲。但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魏祥同学在高考中获得了648分的高分顺利获得了入读清华的资格。这个几乎让人落泪的励志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清华大学招办主任、校长、书记也都在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表示将解决他的一切实际困难。

魏祥同学的故事，恰恰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我们的高考制度本身并没有大问题，寒门照样能出贵子，问题的核心是你是否努力了？是否如魏同学一样自强不息，而不是自怨自艾。魏同学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都能考上清华，我们千千万万农村同学的家境应该不比他更差，为什么没能考上清华？

魏祥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清华人。两年前网上流行的一段“轮椅上的人生”的演讲，主角也是来自清华大学一个残疾同学矣晓沅。他是清华录取的第一个双下肢伤残学生，来自云南玉溪。2012年高考，他以全省第16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

目前以分数为核心的录取制度，恰恰最大程度上给了寒门最公正的一个通道与机会。自主招生等招生改革，从衡量人的科学上是巨大的进步，但操作上也一直谨慎处理，招生比例也严格限定在总招生量的5%以内，也就是出于维护公平这样的考虑。新的高考改革设计中也一直试图在谨慎地平衡科学与公平的问题，希望把包括影响寒门学子机会的可能，降到最低程度。

与此关联，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反问。与寒门难出贵子相对，多数贵子都是出自“豪门”吗？

我翻看了最近几年北京以及部分省市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多数状元并非出自“豪门”，恰恰多出自城市里的普通人家。前两天一个已经被北大锁定的河南考生找我咨询选择哪个专业的问题，他强调，我必须考虑工作的问题，父母只是一般公务员，上大学后我就想靠自己了。

从多数优秀学生的家庭背景上看，公职人员家庭比较多，科教从业人员家庭居多。城市居民就是豪门吗？教职人员，公务员就是豪门吗？充其量只是小中产。在快速城镇化的今天，我们也绝不应该简单化地把城市居民就等同于“豪门”。

更进一步，这些所谓的“豪门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又来自哪里？可能多数是“二代移民”，他们自己难道不是寒门出身？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到了省会城市，到了北京上海？在我们几十年间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很多比较努力的“寒门”早已通过高考，以及其他渠道大规模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很多优秀的寒门已经进城，甚至成为豪门了。

我们再进一步说，这些孩子又是如何走进的清华，难道是因为出身“豪门”吗？

清华大学邱勇校长在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曾说：“我是1983年进入清华的，我知道，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能够到清华上学都是不容易的，你们在成长过程中一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清华大学在给魏祥同学的公开信中写道：对于你来说，来路或许不易，命运或许不公，人生或许悲苦，但是请你足够相信，相信清华，相信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师生，因为我们都在为一种莫名的东西付出……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

邱校长也说了一句大实话，清华也说了一句大实话：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优秀的人都是这样走过的，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好结果。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edward humes）曾经写了一本报告文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school of dreams: making the grade at a top american high school），以旧金山惠妮中学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美国超级中学的情况，当然也不乏批判。在这本书里，第一章就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我相信这位美国女生比我们中国中学生都要辛苦得多。

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社会流动中，很多优秀的人，如魏祥，矣晓沅一样，自强不息，通过高考，以及其他多种方式流动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会城市和大城市，进入社会更高层，逐渐成为所谓“家里好”。他们也不断以这样的方式在教养自己的子女，严格管束，甚至是压迫式管束，促使这些二代移民变成“贵子”，辅导班的兴盛本身就是一个侧面印证。

学区房实际上也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另外一个样板。学区房这个词应该说主要是美国人的发明，或者说兴盛于美国。硬件是一致的，教师的工资是一样的，怎么会形成好坏鲜明的学区房差距？放眼去看就明白了，大凡好学区，房子都很贵，都是所谓“富人区”，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家长、家庭决定了孩子很多东西，比如对孩子严格的约束管教，也就是教养，还有父母优秀的遗传基因，当然，还有优越的物质基础，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培养和教育。但这些和教育以及教育制度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并没有，教育只是承受和体现的地方而已。

社会阶层的分化，甚至固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一个方面，需要我们面对并逐步去解决，相信我们的体制优势会让我们做得更好。但无论如何不宜过度放大、绝对化、简单化这种问题，使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考虑到中国文化特殊性，我们可能需要逐步建立以机会均等为主的系统公平，而不能追求完全绝对的结果公平，搞平均主义。如果绝对放大这种公平，强调过度保护一部分人群，必然导致反向歧视，对另外一部分的不公平，进而造成更大的群体撕裂，造成社会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