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得主的危机意识：什么样的环境能让年轻科学家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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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野依良治
编辑 |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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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依良治。图源：客观日本
如果把以科技立国为基本国策的日本比作是在汹涌波涛中行驶的航船，我希望研究开发战略中心（crds）能够成为这艘巨轮的领航者。然而，无论是外海还是近海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惊涛迭起，其航行的风险远远大于人们的预期。
地球环境的恶化、多国出现逆全球化的迹象，大众化政治让国际合作举步维艰、世界经济前景愈发不明朗、各地频繁发生战乱和恐怖袭击等等，告诉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秩序缺失的动荡时代。
“日本号”巨轮无法承担选错航线的代价，同时更不能忽视其动力不足——科技创新成果不足而带来的问题。日本除了再换装上一部最先端的动力引擎之外别无选择。所谓的等待新的出航时机而选择观望，或者仅是在风平浪静的内海航行来寻求安慰是败北主义的体现，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二战结束时我刚刚上小学，1957年前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宣告科技时代的到来，这一年我刚好升入了大学。彼时日本还是东亚的一个不起眼的边远岛国，教育研究环境十分艰苦，我在开展科学研究的时候完全没想过与世界发达国家去竞争。但是后来，未曾想日本的经济奇迹般实现复苏和增长，同时科技界的实力也迅速增强，到19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强国。然而，日本的科技在本世纪初走到了顶峰，随后后开始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其前景令人堪忧。如今的日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
科技研究从最初的国内活动逐渐走向国际化，现在正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近来日本的存在感下降，除了科技投资额减少的原因外，还要归咎于无法适应时代的落后制度。我所认识的政府官员们都非常有能力。那么日本的行政体制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取得了成绩了呢？我认识的学者们都智慧过人。那么日本的大学在国内外是否得到了高度评价？不得不说，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因循守旧的制度上。
要想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基本方针，必须“战略性缩减”功能不健全的组织，同时将重点资源投放在增长型领域。我希望日本的政治与行政能够坚决彻底地推动改革，使教育研究从封闭的另类状态切换到开放的世界标准上来。这个改革的关键在于转换学术界的意识。当前的学术界过于保守，且缺乏危机感。我所尊敬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昭允对我讲过寺田寅彦（日本著名物理学家）的一句话：“无论任何时代，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并非来自缺少知识的外行人，而是来自科学家自身对科学的使命和本质认识不足。因此我辈当深刻反省才能进步”。我也时刻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
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有感于怀而记之。此非过时之戏言，望与有识之士共议共勉。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这个定位想必今后也不会改变。如今，大学还被赋予了“文明的领航者”的使命。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日本的教育与研究很难让日本国民体会到这一点。
目前，日本的国债超过1,000万亿日元（约65万亿人民币），政府财政状况已然非常严峻。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向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投入了巨额的公共支出，这也说明政府对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依然充满着期待。以2016年为例，日本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有35％之多来自国债。尽管如此，国立大学运营费补贴和科研经费也仅仅是维持了与上财年相同的水平。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启动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定了五年内实现研究开发总经费达到26万亿日元的目标，该目标已创历史新高。然而，消费税增税计划被延期，明年以后的财政收入要从何而来呢？加之英国脱欧，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到国内外的多种不确定因素，教育研究摆脱对国家财政经费的过度依赖已经不可避免。
日本《宪法》第23条本来就规定学术界要秉承“自立”和“自律”的宗旨，国家行政对大学运营的干预应该控制在最小限度。独立自治的学术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在这里“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此学术界必须摒弃传统的对国有、国营的体制的依赖，必须要创建新的研究教育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同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才。希望日本学术界能够开展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并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并在“society 5.0”的口号下为实现超智能社会贡献力量。
2015年，日本中央政府将国立大学法人划分为3种类型【注1】并实施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制度，希望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将促进中央权限的下放。我希望这能使那些规模较小的第一类国立大学能够把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创造出辉煌。究竟这样的改革能否强化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的创造呢？如若不能，日本公共教育研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将不容乐观。
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中的“国立”二字是被国家和国民所赋予的特殊荣誉。这些机构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其价值应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们使命不仅仅是服务于国家利益，还在于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发挥作用。在英国并没有“国立（national）”的说法，相应的是“皇家（royal）”的称谓，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机构一定要从皇室或者国家拿财政拨款。换句话说，“国立大学”只是象征性的称谓，并不意味着是国家要包管到底的“国营大学”。以前，“日本国有铁道公司（国铁）”创立之初，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铁却走向了衰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拥有高速铁路（新干线）的国家，并且在这一领域一直保持着最高水平的技术积累，但是过时的经营制度却无法跟上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对既得利益者的保护，都会欠下一笔难以偿还的债务。
时代变了。阻碍现代教育研究的发展的障碍是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很难有哪个国家可以谋得独善其身式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需要整合与运用好国内外的资源才能有好的发展。但是，为何行政总是钟情于旧时的“国营”思维，从而对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采取消极的态度呢？为何已经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的国立大学依然事事找政府，摆脱不了“国家依赖症”？我衷心希望国立大学不要重蹈国铁的覆辙。
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村智博士曾指出 “科研经营”的重要性，那番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大村博士凭借自己所从事的微生物化学研究，不仅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也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我看来，他重建了北里研究所的财务结构也是意义非凡。
大村博士虽是大学里的科研人员，却很少获得来自文部（科学）省的纵向科研经费的资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不断践行着自己的科研哲学。大村性格温厚，谈吐随和，但谈及日本的行政和国立大学的管理体制时，态度会骤然变得异常严厉。他从自身经验出发，指出大学科研人员如果要肩负校长的重任，就不能只用业余时间去换得经营知识的一知半解，而是必须全力学习社会方方面面的知识，否则普通的大学研究人员很难肩负起组织经营的重担。
人们对于日本教育科研低迷不振的探讨已有时日。大学的教员与科研人员都在勤奋工作，但我们却很难说日本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这是否又与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劳动生产率低下归因同处呢？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g7国家中排名最低，每个从业人员所产生的附加价值仅为美国的7成，其原因并不在于从业人员本身的能力，更多的在于经济界各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问题。
经营大学的根本目的不是营利，而是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经营方式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大学自然就无法存续下去。我认为，首先将掌管大学经营权的理事长职能与负责教务科研工作的校长职能分离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有很多出色的教育家与科学家，很遗憾的是少有具有领导能力的人物。同时，日本大学又普遍存在着财务结构脆弱，国际化机能不全的问题。此前，文部科学省根据职能的不同，对日本的国立大学进行了三大分类。在大学的经营策略与经验方面，这给各类大学的管理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诚然，这些要求也将远远超过当前的教育科研人员的统筹管理能力，尤其是研究生院的经营将面临着整合各类社会需求的要求。
大学校长作为经营管理者要了解组织的经营基础和情况，同时作为教育与科研的统筹者还要逐步落实大学的理念，使其具有一贯性。一般来讲，在大学的经营方面日本的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做得好。在中国，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在党组书记的管辖之下，校长可以专心管理教育与科研。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职能分离的做法更符合实际要求，并且推动了中国大学的长足发展。
我认为校长应该采用外部聘任制度。通过广泛调研与选拔来任命最佳人选。如果只图一时省事，仅通过校内选举或者是类似的方法来决定一所大学的掌门人，其结果无外乎是从世界的行列中落伍。但是，日本的现状却是大多数校长均由校内选举产生，根本无法期待日本大学里能建立起放眼海内外选拔最佳校长人选的制度了。
再看一看海外，那里正在就大学校长进行着激烈的跨越国境的人才争夺战。虽然国家的不同，在选用国外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国别条件限制，但是这种人才的交流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化相近的美英之间，很多国家的国立大学也都有了聘用外国人做校长的实例。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校长是瑞典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的第一任校长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还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请校长并领导大学实现了发展。
日本的校长们虽然都很有智慧，但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其行事风格偏于内向、保守谨慎，缺乏迅速的决断能力。他们还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验。在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中国科学院旗下的研究所所长约70％有过海外经历，而且年龄大多为四五十岁，非常富有活力。以此来反观日本，日本也需要尽快培养专职的校长候选人，至少可以先促进国内校长人才的流动性，从全国范围内选拔最佳校长人选。
在这个以科学技术为社会核心的知识资本时代，培养年轻的创造性人才是维系一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日本的教育制度为6-3-3-4-x制（小-初-高-大学本科-研究生院），增强研究生院的教育水平是科技立国成败的关键。正如小学要与初高中独立开来一样，研究生院也并不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附属。虽然研究生院与本科教育有着种种联系，但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生院是一个独立的教育研究主体。研究生院发挥着将6-3-3-4制教育与多样的且充满活力的现实社会连接起来的重要作用。设置本科的目的主要是提供通识教育以及文学、法学、经济学、理学、工学、农学、药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基础教育，研究生院的教育科研需要与本科独立开来，开展领域融合型教育研究。
研究生院应该根据全球的学术和科技动向开展深入的研究，另外，要培养真正的社会有用型核心人才，研究生院应该为研究生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换言之，这种就业机会不局限在学术界，还包括社会的各行各业。国家不能缺少人才，特别执行国家政策更是离不开有志有为的人才。因此，研究生院必须尽快从本科教育的附属中独立出来。
我认为，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并不是阻碍教育改革的真正原因。如果将时间指针拨回到日本财政收入充裕的时代，我们又认真思考过研究生院的本质与使命问题了吗？在相关政策制定的时候，我们又多大程度认真地讨论过？我本人也经常向政府提意见，但都终归是徒劳。所以最近愈发觉得对不住年轻的后辈们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的优秀学生会大量外流，那时候再亡羊补牢就为时已晚了。
试问教育行政和大学为何如此保守、为何如此背离社会趋势呢？很显然，汇聚最优秀年轻人的研究生院制度的建立，其影响不仅仅止于知识的传授，还关系到现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和国家安全，实为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日本需要进一步完善培养专业人才的研究生院制度，应该根据研究生院的特点在毕业年限、学生与教员的属性、国际合作及产业界的合作方式等方面最大限度保持灵活性。新制度要超越目前的教育行政中以大学本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框架。其他部委也可以根据需要来设立研究生院，这种方式将更有利于优秀年轻科学家的培养。文部科学省依然在用上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在指导工作，试图要推进全领域同步发展。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教育财政负担加剧，最终将无法回避其行政职能的丧失。如果允许大学与民间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将有助于减少文部科学省等行政机构的财政经费压力。
即使在亚洲，日本也可以算得上是制度改革的后进国。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并不归韩国教育部管辖，而是依据《特别法》的规定由未来创造科学部指导。韩国科学技术院的成功得益于优秀的制度设计以及起用多名在美国有着丰富的科研管理经验的院长。这里的毕业生中创业人才辈出，在产业界也是大展身手。中国的多数大学归国务院教育部管理，但是多所“交通大学”以前隶属于交通部。各个部委的这种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需求设立并运营的方式，其有益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旗下科研院所都设有研究生院；新加坡和香港也有灵活的做法。话题转到美国，大型航空器发动机制造和深海资源钻探等大规模工程技术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但是这些专业的研究生院却面临着缺少大型实验设备的窘境，美国产业界对此深感忧虑。从大学的角度出发，如果各个大学都以研究基础条件薄弱为由将所有业务实用型的研究都交给企业来做，那么一国的国家人才培养将难有持续性。核技术人才培养就是典型案例。社会需要多样化人才，因此研究生院的教育科研内容的设计也不可千篇一律。
没有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就没有日本的未来，所以必须要有能使年轻人茁壮成长的环境与制度。研究生院存在的意义不仅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它还是肩负着公共人才培养机构的社会重任，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研究生院里走出的年轻人们，在5～10年后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一直以来，日本的行政管理和大学运营考虑的都是如何为教员谋方便，而轻视了对学生教育的支撑。例如减免学费、完善给付型（无需偿还）奖学金制度、支付研究和教育助理的酬劳、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验教育经费等。教育行政的长期的不作为和逃避责任的行为，以及大学内部人员极度欠缺的危机意识，是导致日本的研究生院教育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目前，日本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于最低水平（gdp中的占比为0.8％），然而国民对此却并不知情。若想达到oecd各国的平均水平（1.4％），日本政府则每年需增加3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但为何这个问题一直得到解决呢？除了制定明确的方案，在国民的支持下引进“教育目的税”之外应该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
研究生院不单单是教育机构，还是开展科学研究实践的场所。在科研活动中，除了科学家敏锐的灵感和一腔科研热忱之外，也离不开研究生们在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方面所做的贡献。最近，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的实验研究的主要形式是教授担当科研项目首席（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来制定计划，并将科研任务分派给数名博士后研究员（postdoctoral fellow）和研究生助理研究员（ra：research assistantfellow）进行实验，然后教授总结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最后形成论文发表出版。这里的实验人员往往也是第一个做出重要发现的发现者。
许多论文期刊会要求投稿的论文注明每一位作者在实验中所负责的任务。这种制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一般来说，作为劳动报酬（传统的学术体制很少用这个说法，希望读者作为一般性概念来理解），pi会从研究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费用支付给ra来充当他们的生活费（日本的行情约为每年200多万日元）。另外，那些没有参加研究，而是帮助教授指导本学科学生实验等的研究生也会作为教学助理（ta：teaching assistant fellow）拿到相应的报酬。这些研究生同时也是受教育者，他们的学费一般也能通过申请无需偿还的给付型奖学金予以抵消。因此，在国外无论是哪国国籍，只要入学考试合格并获得奖学金资格，研究生们就能通过经济支援方式来专心攻读学位。无论国立、公立、私立的大学体制如何，这都是大部分国家的标准模式。
反观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虽然一直在强调科技立国，但对多数理工类的日本研究生来说日本的求学环境无疑属于最差的那类。ra或者ta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拿到合理的报酬，大多数日本研究生都处于世界上少有的贫困环境中。
日本教授掌握着学位授予权，这种以低薪剥削研究生劳动的门徒制度与“黑心企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外国人可能对这种不公平甚至是有违劳动法的做法可能无法理解。实际上，由于科学研究是pi和研究生的共同事业，如果科研首席无法持续获得研究经费，研究生们也不得不中断其研究。下面是一个很好的加拿大实际案例，为了解决这种科研经费断档问题，在加拿大，pi需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协助研究的研究生们。就申请直接研究费和人工费的科研经费而言，无论在哪个国家其竞争都非常激烈。因此，大学也应该采取适当的补助措施来保障优秀的pi和ra的持续性的科学研究。日本的很多大学有关人士和行政官员应该都亲身经历过或者看过和听过外国的情况，他们为何要对日本研究生院的这种困顿局面保持沉默呢？
进一步而言，日本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每年需要交纳54万日元左右的学费，然而大学提供的给付型奖学金的覆盖面并不大，这给研究生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研究生们不得不利用宝贵的时间去打工以维持生计。因此，报考研究生院对那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实际上，日本的研究生数量于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在减少。日本每100万人口的研究生学位获得者数量从一开始就只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0～5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是呈减少趋势的。毫无疑问，其背后正是日本没有为研究生提供充分支援的体制问题。
文部科学省长期以来的懒政行为积重难返，这是近年来日本理工领域低迷不振的主要原因。在自然科学领域的15万研究生（博士生5万人，硕士生10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从事ra和ta。假设政府每年为每人支付240万日元，其总额将达到3,600亿日元，如果再加上用来抵消学费的给付型奖学金，还需要约800多亿日元。这个金额要比日本学术振兴会目前提供的科研经费总额2,300亿日元高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将国家纵向科研经费当做唯一的经费来源，研究生院应该根据其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其个性化的经营方针，开展多样化的科研活动回馈社会，因此也必然需要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来强化其科研资金筹措能力。
再退一步而言，日本的薪资真实地反映出研究生的能力了吗？从现在的水平来看恐怕还不够。包括在促进国内人才流动、国外人才的回流方面，日本在引智工作方面还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
对研究生的经济支援离不开国民对现状的理解。在此基础上，ra和ta提供科研教育方面的“劳动报酬（fellowship）”，同时还需要为学业优异的学生提供 “奖学金（scholarship）”，两者需要分割开来并且双管齐下。后者具体来说就是大幅减免学费。我希望经济界不仅与学术界开展联合研究项目，还能为教育提供支援。
在国家财政和家庭预算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日本终于就面向大学本科生提供给付型奖学金的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不过我们对于研究生的考量仍然很少。研究生院教育被认为 “外部效果” 微乎其微，但在当今这个全球激烈争夺人才的知识资本社会，以缺少外部效果为由而对 “肩负未来的宝贵财富” 不予重视将会酿成时代错误。培养优秀的研究生，主要受益者与其说是研究生本人，不如说是整个社会。作为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而不仅仅是小幅度的改善。
本世纪初，日本的科研活动与美国、欧洲在全球呈三足鼎立的态势。近年来的日本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过去科研活动领先的印证。时至今日，日本的很多研究人员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创造出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同时，年轻科研人员的研究内容之新颖也经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排名和理工类的研究论文指标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低迷走势。最近10年，在英国教育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跻身前200名的日本大学由10余所减至2所。即使在亚洲，日本的亮色也在慢慢退却。在研究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方面，日本的top10％论文的排名由之前的第四位降至现在的第十位，已经被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赶超。然而top1％论文更是降到了第12位。中国的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如果把被引用次数视为论文质量的反映，那么日本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都已经落后了。遗憾的是，这种退步趋势在所有领域都是普遍存在而且成为了常态。虽然，有人质疑这些量化指标与研究能力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专栏中会详细分析），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国际相对地位毫无疑问是在下降的。
那么，导致日本处于这种劣势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来的公共财政支出不足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大学所采用的不同于世界标准的另类教育研究体制。首先，我要承认日本的制度确实有很多优点。但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书所论述的那样，世界正在走向扁平化，在这样的时代里，日本与全球的发展趋势向背，光凭一直以来的特殊性已经无法维系国际竞争力。日本要想实现科研实力的再度辉煌，则必须改变文部科学省长期以来优柔寡断的行事风格和大学内部的不合理规矩，坚决彻底地实施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年轻人是创造未来的主力军，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基于这个观点，我最想强调的一个错误行为是，2007年通过的《学校教育法修正案》在日本未得到贯彻执行。在修正案中，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助教均享有独立裁量权，拥有开展教育研究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传统的由教授→助教授（辅助教授事务性工作）→助手组成的垂直整合型讲座制向新型独立协作制的转型，但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这项法律也几乎没有被遵守与贯彻。我经常听到教授们说：“我让我的副教授自由开展研究呢”，“我的副教授” 和 “我让” 等纯属废话，他们的自由独立是已经写进法律条文了的。
设计未来的是新一代科研人员。我担心，这些年轻研究人员每天疲于被指派的杂务工作，从而无暇去追踪和全面了解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或者缺少从科技政策中受益的机会。
“以前的做法就是这样” 的想法是行不通的。50年前我也当过大学教授的助手。按照法律规定，当时的任务是辅助负责讲座的教授完成工作。我的工作内容不是讲课，而是指导本科学生做实验、帮助教授完成专业领域的研究以及为研究生提供咨询。因此，我的英文简历上写的职务名称为instructor（指导员）。目前一些领域仍然有助手沿用这个职务名称，不过理工领域的助教在国外一般称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这个称谓也定义了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优秀教育研究人员。
当然了，在研究中个人完全孤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研究人员需要设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并推进合做研究。这样，大学里的所有人无论什么职位都能独立成为首席研究员（principle investigator, pi），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灵活组建 “研究团队”。从定义上来看，首席研究员（pi）必须凭自己的能力筹措研究经费和召集研究合作人员。无法获得研究经费的科研人员要么参与到校内外其他的首席研究员（pi）的合作项目中，要么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这也是科研人员享有的自由。
另一方面，研究生不是教授的免费劳动力，而应该是所有首席研究员（pi）的有偿研究合作者。以往那种定型化的门徒制“研究小组”显然已经无法迅速适应时代的变化。另外，年轻研究人员具有自主开展的跨学科研究、跨国合作及在产学研合作中活动带来最好的成果的能力，这点也已经得到证明。关于那些不归大学管辖，而是根据研究经费签订临时雇佣合同的博士研究员，我们当然也要尊重其自由的思想，尽管在制度上他们要听从所属pi的指挥，但是这是建立在他们要协助pi完成科研目标的前提下。
与日本不同，在外国的大学里，仅限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学科内的门徒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研究非常少。据说引领未来发展的千禧一代（目前为25-35岁）的年轻人们尤其喜欢那种适合创造出新价值的对等型、自律型和合作型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绝对不能阻碍他们的自主性的发挥。
研究生院的各个专业学科，应该在某些共同理念框架开展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不过，如果出现了落后于时代的旧制度下的讲座制和研究室负责人束缚了年轻教员的自由的现象，这肯定是设置了首席研究员（pi）人数上限所导致的结果。这些研究团队虽然能维持一定的人数规模，但会明显压缩专业整体的教育研究范围，科研效率也会降低。近年来，日本年轻科研人员承接挑战的机会有限，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开拓新领域方面显得非常低迷。同时，这也是日本在开拓前沿科学和技术方面总是落后的根本原因。例如，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ai）领域，日本的相关论文所占的总体份额仅占2％（期待能与其他领域一样占到7％），这个数值远远落后于美国的57％和欧洲的18％。
毫无疑问，年轻人的不拘一格的创造性思维以及乐于与他人合作的特点，正是创造力的源泉。因此，为了让年轻人和外国人能够自主研究并且大展身手，我们必须对研究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另外，大学必须建立健全的科研支撑体制，保障各级研究人员都能把90％以上的时间用到教育研究上。目前，那些所谓 “杂务工作过于繁忙” 的大学研究人员实在是太多了。
顺便说一句，上述内容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要做到自主研究。对于某种类型的面向国家战略的研究，则需要采用目标管理制，并且必须通过组建一定规模以上的强有力的科研组织，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不过，这种任务型导向型的组织形式并不适合大学，而更适合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每个世界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那些资深教授们秉承着传承传统的使命，年轻学者们为大学带来生机与活力。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才能提出综合要求，我希望日本的大学也能向心怀梦想的考生们展示出各自独具特色的教育研究方针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授、副教授与助教们的努力，大学必须为他们制定合理的聘用制度和提供优越的教研环境。为避免价值观单一化，我认为日本的大学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对策，“让年轻学者、女性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身份由劳动者（labor）变为领导者（leader）”。
每所大学都有各自贯彻始终的理念。校长负责全校教育事务的顶层设计，各个院系的院长和主任在校长的领导下制定中长期的“未来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调整。同时，在落实推进大学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推行灵活的人事制度。在大学里，由于具体的教学研究活动均是由各位教员独立完成，因此人事制度是一所大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固化的教员组织是无法设计并且实施时代所需的教学和科研的。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优秀大学教员。然而幸运的是，全球的研究人员数量达到日本国内的十倍之多。聘用某个领域的教员时，除特殊情况外，最佳人选多是他山之石。
人事录用工作本身就带有保密属性。不过，作为开放的公共机构，无论是人员聘用、晋升还是公开招聘，大学都应该事先明确各个过程的基本原则。首先，人事权的行使应该与候选人的评价相独立，二者混淆将导致权益冲突。教员的雇主是作为法人的大学，而不是各个院系，更不是某个资深教授。但在日本，大学教员们对此存在严重的误解。另外，日本大学的人事制度过于保守和隐秘，缺乏计划性和公平性，且给人留下很深的不透明感。
实际上，人事录用是对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现在都是采用人事委员会评审的形式。我希望在人事委员会评审的时候多采用世界标准，并且广泛地征求意见。我曾多次受邀参加外国大学的教授聘用、晋升及年轻教员聘用评审（目前还没有接到过来自日本大学的委托）。我的职责仅止于客观陈述被评审人的科研业绩、专业能力、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以及与在同龄人中的成长前景的比较等。我与相关人员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承担责任。聘用标准由大学设定，且是否聘用也只能由大学来做决策。
开展教研人事工作是提升相关研究生院（学院）和专业（学科）等的教育研究质量、实现学科平衡发展、设立与淘汰的方法手段，而不是为了某些教授而设立的制度。科学的发展是飞速的，有时又是非连续性的，一个只考虑如何维持现状的组织同时也意味着退步与老化。聘用年轻教员正是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实现“新陈代谢”提供了绝好机会。无论是什么职位，保持研究人员的科研独立性并实施持续性的评价，将会对改善组织的僵化体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2007年开始，日本的法律规定教授、副教授和助教都是相对独立的身份，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在日本传统的垂直整合型体制中，研究室的“掌门教授”通常会挑选自己容易支配的年轻副教授和助教作为研究室成员。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日本各个研究室的教员数量很多，但整个专业（学科）因缺乏多样性而很难开拓出新领域。我要强调的是长此以往，积微成著，这也是日本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主要原因。
此外，日本在重要的教授人事任命方面也因循守旧，很多时候评审过程和实际的决策者领导者都不明确。执掌着大学自治权的国立大学校长到底要如何突破“学院自治”的框架，来确保关系到大学存续的人事制度的合理性呢？
大学首先是教育机构，社会对大学的第一要求也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活动。因此，大学在对每位教员的业绩进行评审的同时，还必须对其人品进行评价。当然有些特殊的“研究型教授”，特别是受众人尊敬的研究人员可以例外。在校长的眼中，大学教员要么应该是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存在”，要么应该是顺畅的机构运营中“应该感谢的存在”。那些“只考虑个人利益而赖着不走”的教员是大学发展的绊脚石。对教员的评价首先应该从大学的独立法人的立场出发，不应该受到行政机构事无巨细地一刀切式的盲目指导。大学兴衰存续成的关键在其与社会需求相呼应的自身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