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出国学科普的我，被英国人教育了马克思主义-k8凯发百家乐

马克思的墓碑，坐落在陵园一隅（作者摄）

撰文 | 闲   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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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以后要坚定信仰，千万别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

在我还没去英国留学的时候，身边一些长辈就开始忧心忡忡地嘱咐。每天通过快手视察全球政务的他们，非常害怕纸醉金迷的西方世界把我毒害成一个堕落青年。

如今，我已经在英国生活大半年了，而他们的忧虑当然没有成真。我甚至发现，不少英国老师和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很深刻。每每讨论到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的言辞总让我隐隐地想起历史上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

外婆就躺在马克思身边

到了伦敦以后，我趁着开学前尚有空闲就去参观了海格特公墓，据说那里埋葬着马克思。海格特公墓在伦敦北郊，交通非常不便。马克思的墓则在陵园的角落，若是没有地图，不费上半小时绝对找不着。

在伦敦市中心，帝王将相的纪念碑随处可见。而马克思，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哲学家，却默默无闻地躺在世界的角落，这着实有些寒酸。据说马克思逝世之时，英国社会几乎没有反应。泰晤士报确实发了篇豆腐块儿大小的讣告，但是完全没用心写，每句话都有错误。马克思下葬之日，墓前除了挚友和亲属，几乎无旁人到场。后来过了几十年，连墓碑都残破得简直无法辨认。

如今新修的墓碑气派得很，但墓前仍旧冷清，仅有的几束鲜花和祭品还都是写着中文的。我在墓前坐了很久，期间除了一只野狐狸，没有任何生物前来拜访。“唉，英国人已经把这位伟人遗忘了吧。” 我心想着。

马克思的正对面安息着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认为底层人民应该在社会进化中被淘汰，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作者摄）

后来开学注册，我见到了科学传播系的新同学。闲聊之时，我问起他们：“你们英国人知道马克思吗？我指的是卡尔·马克思，一位革命家。”

毫无疑问，马克思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可是在这儿，鉴于陵园里的冷清场景，我很怀疑他们毫不知晓，甚至误解我说的是卖草莓挞的马克思连锁超市。

几个同学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其中有位爱尔兰裔同学说：

“我当然知道。我外婆就躺在马克思身边。”

“什么意思？” 我怀疑自己的听力有问题，小心地又问了一遍。

“我是说，我外婆的墓就在马克思墓碑边上。她生前可是马克思的狂热追随者，所以专门挑了那块地。”

原来，这位叫莱利的女同学祖上是爱尔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她的学术经历和我相似，以前本科读的是人类学，现在来伦敦读科学传播学硕士。可这也太过巧合了吧？刚来学校第一天，我就认识了共产党创始人的后代？

“这没什么稀奇的，在英国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多了去了，尤其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 莱利轻描淡写地说。

她的话并没有完全说服我。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国内媒体的 “熏陶”，我和很多人一样，潜意识里就觉得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现在你却告诉我，英国这儿满地都是友军，这我怎么能相信呢？

不过，自那次对话以后，我开始在生活中留心观察马克思或者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的痕迹。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提及这些名词，但是那些马克思曾经提出的问题，英国人仍然在积极思考着。

比如在facebook上，人们经常会辩论要不要在中小学教材里加入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容。街边布告栏有时也会贴一些讲座海报，题目非常有马列主义的味道：资本主义会走向终结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官方告示，内容都是在反思博物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而隔壁的帝国理工学院更是有魄力，他们删除了校徽里沿用了一百年的校训，因为其内容和帝国主义有牵扯。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墙上所贴告示，承认并反思了殖民主义历史。（作者摄）

最奇特的是，有一回我在滑铁卢火车站买铁板烤鸡。摊主大叔一边往鸡翅上撒孜然，一边跟我聊天：“你是中国来的对吗？真好。我的老家秘鲁以前也有点社会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可惜现在不是了。”

种种见闻让我意识到，莱利的话似乎不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英国并没有被完全排斥，反而有不少拥护者。当然，英国人脑海中社会主义的含义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将其理解成马克思口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提倡公有制。有人则信仰英国历史上的 “费边社会主义”，倡导建立福利国家，并把权力交给知识分子而不是民众。甚至也有人把社会主义和极权混淆了，以为苏联的政体就是社会主义的模样。

无论如何，马克思在19世纪所怀疑的事物，当代英国人也在怀疑。马克思所批判的，英国人也在批判。

不过此时我仍然觉得，马克思主义和我在伦敦的生活相距甚远，至少和我攻读的科学传播学风马牛不相及。直到认识了系主任凯文，我才发现：我们或许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反思科研与科普。

科学真的属于人民吗？

科学传播系主任凯文是一位老先生，他教课已经20多年了，口音有点上世纪初英国黑白电影的经典风格。课程伊始，他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本教材《公众中的科学》（science in public ）。我随手翻了翻，发现书里赫然躺着这样一句话：

“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科学。”

我非常不解，甚至觉得有些可笑。这使人不禁想起十月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很多俄国人主张以往的数学是有产阶级的数学，所以要破旧立新，重建一套属于无产阶级的数学公式。当然，他们最后没有成功。科学与数学一样具有普适性，不仅是全人类共用的，哪怕拿给外星球人用也没问题，所以它怎么会只属于资产阶级？想必，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吧。都21世纪了，难道还需要用阶级的视角来看待现代科学发展吗？

我果然还是太嫩了。

第二天，凯文就给我们解读了一种 “standpoint theory”（立场理论），这种流行于当代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立场理论” 的更新版。

其核心思想其实很好理解：现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往往是有一定资产和地位的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而他们强大的话语权会决定哪些研究问题与方向是有意义的。有时视野和思维方式受限于阶级、性别以及人性的弱点，即使他们有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想让科学为全人类服务，往往也很难落实。因此，在他们的左右之下，富裕国家、阶层以及男性更容易成为科研的服务对象。

举例来说，如果有科学家想为欧洲几十万人解决皮肤瘙痒的烦恼，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而如果他想为几十万食用牛粪牛尿的底层印度教群众解决寄生虫感染风险，则可能被认为是个没什么价值的研究方向。

埃博拉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在非洲肆虐，但是因为离西方社会太过遥远，所以疫苗研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图片来源：pixabay）

即使是在物理、化学，这类看似与社会无甚接触的学科中，“阶级的烙印” 同样存在。毕竟搞科研就要花银子，可银子从哪来呢？底层群众当然没有钱，国家的基金也不好申请，但是军火商、石油公司、药企、互联网巨头有钱赞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科研项目生产出来的科技知识显然会他们服务。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布尔乔亚的”，这句话在今天过时了吗？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在和同学讨论的时候，我紧接着意识到一个问题。科学家生产出来的知识有时候是为富有阶级订制的，可我们做科普的时候面向的可是全社会所有阶层。那么，我们向底层群众输送的科技新闻、科学教育服务，是他们需要的吗？这是不是好像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亟需衣服，而我们却送了他一把有钱人家里的珐琅瓷发簪？

不禁想起五年前读本科的时候，我和生物学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去城中村做科普公益宣讲。我们给当地居民科普怎么认识各种花卉盆栽，怎么鉴别中药店里的假灵芝、假人参。可那些为了生活蜗居隔板间的工人们哪有地方摆鲜花呢？他们一个月3000块的收入，哪有钱买灵芝呢？如此搞科普，看上去是在启发民智，为群众赋权，但实际上呢？这算不算是自我感动？

老百姓的智慧和坎布里亚郡的一群羊

凯文想得更深一层。他援引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 paulo freire 的观点，说道：我们有时强势地普及科技知识，搞得像文化入侵一样，并没有和老百姓对话，没有倾听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是做法看上去是为了群众服务，其实是为了方便统治，毕竟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被管理。

凯文的话让我有些焦虑。我们这帮搞科研和科普的年轻人多少有点 “天下为公” 的正义感。如果我们的工作没能促进社会公义，反而起到了反作用，那么良心上无论如何也过不去。

既然如此，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凯文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俩字儿：对话。从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到传播环节，都要让公众的意见掷地有声，甚至直接让公众参与到科研活动中。

让老百姓直接参与科研？这么做可靠吗？且不说中国人的科学素质达标率不到全民人口的10%，即使在教育极其发达的英国，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达尔文进化论和元素周期表。他们真的可以和科学家对话合作吗？

为了显示人民群众的智慧，凯文给我们讲了坎布里亚郡养羊的故事。

坎布里亚郡在英格兰北部，那里有一家大型核电站，周边生活着放羊的牧人。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粉尘扩散到西欧。科学家随即对全国环境进行检测，发现坎布里亚出产的羊肉放射物质超标，并宣称这都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祸害的。牧民们就觉得奇怪了，偌大的英格兰，为啥只有俺们屯儿辐射超标？而且俺们这疙瘩还正好有个核电站？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他们怀疑，当地的辐射物质可能来自于附近的核电站，而不是苏联。科学家们一开始不信牧民们的推测，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检测结果显示，当地的辐射物质确实有一部分是本地核电站泄漏的。

辐射从哪来倒不是最关键的，牧民们最操心的是环境何时才能恢复，不然辛辛苦苦养的羊全都没法卖了。科学家们做了做模型推算，安慰牧民们说：放宽心，羊体内的辐射物质很快就能代谢出去。可过了很久以后，羊肉质量还是不达标。此时科学家们才发现，因为不了解当地的土质和植被，模型里的几个重要参数是错的，所以算出来的结果也是错的。

坎布里亚郡位于英格兰北部，风光秀美，还有史前石阵等景点。（图片来源：rob bendall | wikimedia commons）

这回把牧民们坑惨了。但是科学家们知错能改，他们上马了不少新实验，期望获得更可靠的数据。其中有些实验是针对羊群的，譬如，他们想测试皂土（一种火山灰土壤）在地表的浓度会不会影响羊体内放射物质的代谢速度。他们设计的试验需要把羊群都圈养在围栏里。可科学家们哪里在当地养过羊呢？牧民一看他们的实验设计方案就说，这不现实啊，不靠谱啊。因为当地的羊一直以来都是散养的，漫山遍野撒丫子跑。一旦锁在围栏里，羊会因为生活习惯剧变而改变进食量，那么测出来的实验结果就没有意义了。

科学家们自诩是资深专家，觉得牧民是没上过几年学的白丁，所以没有听取建议。不出所料，不少实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话说回来，如果在科研活动的最开始就让这些牧民参与进来，那么人们是不是能少走一些弯路？牧民是不是会少遭受一些损失？

听完凯文的故事，我被深深震撼到了。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很动听，也是因为我在那些自大的科学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包括我在内，每一个有修养的科研和科普工作者口头上都会承认：“人和人是平等的，科学和大众也是平等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真的认可老百姓的智慧和他们进入科研、科普领域的资格吗？我难道从没有一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

想起英国有一位左派作家乔治·奥威尔。他有一本名著《动物农场》，在国内算是人尽皆知。书中象征着马克思的白猪死后，动物们继承他的遗志，在墙上写上这样一句标语：“每一只动物都是平等的。” 可是后来，篡改经典的黑猪掌权。它既要承认平等的价值观，又想标明自己高人一等，于是把这句标语改成了：

“每一只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是有些动物更平等。”

如果想搞好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让科学为人民赋权，我们在面对公众之时应该摒弃掉这种 “更平等” 的心态吧。不然的话，当我们遇到类似坎布里亚郡的局面时，是否也会像当时的科学家一样，觉得这些 “大老粗” 没资格对科学指手画脚？

凯文的系列课程很快就结束了。我总结上课收获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我来英国是学习科普的，攻读的也是理学学位，可没想到从教材到老师同学们的讨论，总是时不时地冒出马克思的名字来。这或许可以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横跨几个世纪的巨大影响力，也可以说是因为当今的科研与科普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镜子，用以自我反省。

结课以后，经常有同学跑来找我聊天，毕竟我是全系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这其中，莱利的问题最有意思：“在你们那儿，科研、科普团体与普通人的关系是不是更平等一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