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中国情怀的代价-k8凯发百家乐

撰文｜江才健（台湾学者，著有《杨振宁传》）

月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宣布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编者按：2017年2月媒体广泛报道此事，实际上杨振宁2015年4月已放弃美国国籍）。

杨振宁是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之一，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人社会里的一个典范人物，这背后有出于近代中国对于科学的一种崇拜，对于自己在近世历史中所受到屈辱的挫折心理，以及对于如诺贝尔奖之类西方价值标准的高度评价。

这种诺贝尔奖的症候群，造成社会对于获奖者的一种过甚其事的期待和要求。十多年前杨振宁在丧偶之后，与一位年岁相差甚大女士的结婚，在一些社会人士的心中，他过去那种完美形象因而破灭，此种反应在中国大陆最是明显。

杨振宁是1945年离开中国，以公费到美国留学。在理论物理和相关的数学理论方面，由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时就被公认是一个天才，他的物理视野，因与大物理学家费米等的学研过程，飞跃突进。

事实上，他12年之后与李政道合作得到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并不是他在科学历史上最有贡献的工作，在那个之前的「杨-米尔斯规范理论」，早已经被世界公认是上世纪二战后最重要的理论发展。简单来说，如果和「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相比较，宇称不守恒在物理科学的探索深度以及在科学历史上的重要性，都相去甚远。

俄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对于苏联的物理科学以及传承都有很重要的贡献。朗道在1962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车祸，伤及脑部，尔后不能从事物理工作，但是由于他在理论物理方面早有杰出成就，当年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朗道在1968年去世，他除了在理论物理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还留下一个所谓的「朗道尺度」（landau scale），是衡量科学家的标准。根据这个「朗道尺度」，譬如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是第零级的跨世纪伟大物理学家，第一级的世纪大物理学家就是如费米和杨振宁等的物理学家，再下来的第二级则是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位列如此大科学家的道理，主要是因为他「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的成就。1994年杨振宁因「杨-米尔斯规范理论」获得美国地位崇隆的鲍尔奖，给奖颂辞即说「杨-米尔斯规范理论的重要，可以与马克斯威以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而杨振宁在国际物理学界受到普遍推崇的道理，也来自他半个世纪物理工作所展现的深邃且精简的美妙风格。

杨振宁并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国，其实他早在冷战炽烈的1971年，就率先回到中国。杨振宁1945年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不几年国共内战造成大陆政权易手。出国持中华民国护照的留学生，一些人在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初，响应建国呼吁回国，但是更多的留学生是留在美国，静观其变。很快的韩战爆发，中美成为冷战交战的敌对国家，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为冷战筹码，分裂的中国决定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冷战期间，莫说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不能到中国大陆，就是一般美国人也禁止前去。杨振宁除了一个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与弟妹四人都在大陆。他的父亲杨武之早岁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得数学博士，后来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上海复旦大学教书。

杨振宁1957年得诺贝尔奖之后，父亲得到大陆政府特许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几次，他与儿子谈到新中国的进步，引起杨振宁好奇。杨武之应大陆官方要求或暗示，曾劝杨振宁回大陆看看，但是也知道杨振宁追求学术更上层楼，应该留在美国，因此并没有要儿子回到中国工作。

杨振宁1957、1960、1962年与父母三次在日内瓦见面，感触良多。1964年他与父母在香港见面，才头一回见到睽违近二十年的三弟和小妹，期间他与家中有通信，1966年受文革影响而中断。杨振宁只能由他在日内瓦的一个存折，看到父亲取钱留下的刚劲字迹。1970年杨振宁因为到香港讲学，希望父母和弟妹再来重温1964年的美好相聚，但是父亲有糖尿病，加上文革时办手续困难重重而病倒，结果只有三弟陪母亲来港相聚，妹妹留在上海照顾重病的父亲。

杨振宁并没有想到自己第二年居然可能回到中国。1971年杨振宁先在报端注意到，美国公开取消了对于公民到包括中国在内几个共党国家的旅行禁令，加上当时的「乒乓外交」，杨振宁觉得去中国大陆的门已经打开，但是越战还未结束，他怕这个打开的门又会关上，因此积极进行准备。

在美国多年，杨振宁虽在学术界，但是他研究的物理学之中的核物理，与原子弹武器有密切关系，所以在26年当中，他特别有意地避免这方面研究，也绝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连ibm公司的顾问都辞掉，以免影响去中国的可能。

1971年7月，杨振宁几经波折，解决了许多困难，成为最早公开访问中国的在美国的著名科学家。他在大陆停留近一个月时间，除与家人会面，探望已卧病医院的父亲，也到好些地方访问。他会见旧识好友，看到26年家国的变化，感怀深重，甚有一些无可忍抑的涕泣情境。

杨振宁回到美国，当时世界上对于大陆文化革命十分好奇，尤其那段时间有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以及美国的反越战风潮，杨振宁受邀在多处公开演讲。有人认为他的盛赞新中国建设，有着过于热烈的情怀，他多年后回顾自己当年观察的结果，也承认是一个蹩脚的新闻记者。但是我最近再仔细重看当时他在任教的石溪纽约大学的演讲以及会后问答，对一些事情的观察结论，其实还是相当的客观而谨慎。

1971年中美关系还是冷战的交战国，第二年才有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所以杨振宁去中国之行，并不是没有风险。回来之后就有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访，杨振宁拒绝他们到家中的要求。在办公室见面时一位调查员语带威胁，杨振宁还特别要秘书进来记录下他们的对话。

杨振宁出国与获得诺贝尔奖时，都是持中华民国护照，他获奖次年就获选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但是一直到1985年以前，并没有到台湾访问或开会。他与太太杜致礼结婚时，岳父杜聿明受俘还软禁在北京，杜致礼的母亲曹秀清和弟弟妹妹，则随蒋介石政府到了台湾，有点人质味道。

1957年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蒋介石特别请曹秀清去见面，还给她一本护照，让她可以去美国看女儿和女婿，也希望她劝杨振宁回台湾看看。第二年曹秀清去了美国，住在杨振宁家里几年，1963年去了大陆与杜聿明会合。

那段时期，杨振宁曾经与吴健雄等几位著名物理学家，致电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对于与杨振宁有合作关系的物理学家黄克孙的岳父母，以及《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被捕之事，表示强烈意见。

1971年杨振宁的公开访问大陆，引起当时台湾政治上的一些震撼。在美国一些亲近国民党的留学生，便在党办的杂志中大力抨击杨振宁，甚至用了「朝拜红色王朝」的字眼。其实杨振宁去国多年，父母弟妹都在大陆，如此批评他回大陆之行，真可谓妄忠党国、乖违人伦。

后来杨振宁再有1972与73年的大陆访问，以后也多次访问大陆。1984年杨振宁的老师吴大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他便头次访问台湾，以后多次地到台湾开会讲学，最近一次是2015年赴台接受台大的荣誉博士学位。

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物理学界有建造大加速器迎头赶上欧美之议。杨振宁虽不是做实验物理，但是他的理论工作中部分确是与加速器实验相关，杨振宁没有因为那也算是他的科学领域，而自然地倡议支持，反倒几乎是独自一人地公开反对此议，不但让他的一些物理同侪不快，甚至也没有附和后来拍板定案的邓小平的看法。

杨振宁不愿支持大陆造大加速器的道理，除了认为此一研究在物理科学的完满理论追求上，并非关键因素，更主要是中国当时改革起步，百废待举，盖大加速器非当务之急。当时他与许多物理学家辩论此事的纪录，还有一个「杨振宁舌战群儒」的名称。后来北京盖了高能加速器，但是杨振宁的意见对于其规模与发展方向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1990年代，杨振宁开始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立一个高等研究院，还亲自出面向外募款。那时因为太太杜致礼重病，一直到2003年太太去世后才搬回北京清华长住。杨振宁除了40年前的反对造大加速器，几十年来杨振宁一贯地反对中国搞大学术计划，甚至也不鼓励追求诺贝尔奖，认为民生经济更加重要。

去年他为了响应丘成桐的文章，首次公开发表他近年一贯反对中国建造超大加速器的看法，除了科学价值上的评断，也因为他深知中国整体来说，还有大量低收入的贫困人口，而且在美国多年的观察，他也深知美国那一套制度与体系的问题，他这些看法由他的文章或言谈宣之于众，常引起许多在学术圈自视高人一等知识中人的不满。 

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社会上明显有一股对杨振宁的不满氛围，主要原因是他2004年与差距54岁翁帆的结婚。面对社会对于他们婚姻与关系的挑战，杨振宁与翁帆一向是言行坦然，但是因于某种奇怪的社会意识，譬如对于权势的既恶又好的矛盾心态，对于真诚人性的算计怀疑，加上网络时代许多莫虚有的虚构传言，一再地妖魔化杨振宁的社会印象。

杨振宁在60岁出版的《论文选集与评注》中，曾经自述1964年申请入籍美国几经挣扎的心路。他虽然没有亲口告诉父亲，但是自揣曾经留学也出国访问的父亲，或许心底一角会怪罪他的「抛乡弃国」。

多年来他访问中国各地，接触甚深，特别体会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也认为中国农民性格诚朴的可贵。他身在象牙之塔，却从不觉得只有学术是「清高事业」，他回大陆后曾经认为大陆的大学教育，对中国的贡献不比美国大学对美国的贡献来得少，引起一些只向往美国模式，也据以批评中国体制学术人物的不满，甚至说杨振宁是「歌功颂徳」。

最近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也有究竟他动机的怪论，一些传闻说他回国是为了享受部长级待遇，也有说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实如果要追究利益，杨振宁为北京清华大学设立的一个基金，已捐到1200万美元，其中包括杨振宁将美国房子卖掉捐出的120万美金，这都是有账可查的。最近他放弃美国国籍之前，已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等完善处理了放弃美国籍的相关事宜，在2015年正式放弃了美国籍。

爱因斯坦晚年对于量子力学的不满，使得主流科学界对他颇有些微辞。杨振宁并没有爱因斯坦的地位，但是他确实是当前世界公认在理论物理方面的顶尖人物，他对于近代理论物理发展的评价，2015年在新加坡「杨-米尔斯规范理论六十年会议」发表的《物理学的未来 重新检讨》中，可说最是清楚。

杨振宁日前回信给一些学界朋友，谢谢他们筹划出版谈论杨振宁回国贡献书籍的好意，他说许多人因他反对大科学计划而憎恨他，他认为要评价物理学家杨振宁，最好等他身后再说。前不久大陆学界的一份刊物，刊登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葛拉肖的访问，葛拉肖甚至引用「一个葬礼造成科学进步」这样的话语，来反对杨振宁对物理科学的评价。

一流物理学家，同时在美国社会备受崇仰的文化知识分子戴森，在杨振宁退休纪念会的晚宴演说，推崇杨振宁的物理境界以及民族情怀。他说，「对杨振宁来说，他个人的离开父亲，以及政治上的离开中国，是同一悲剧的两个部分。」

杨振宁放弃美国籍最近在中国社会引起的一些议论，反映出由清末以降对自我文化的一种自卑情绪，以及对西方价值标准的盲从，对此现象我一直心存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