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多是“白富美”， 学理多是“凤凰男”？| 缪斯夫人-k8凯发百家乐

●●●

说起白富美和凤凰男，我们大概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一个叫薛平贵的穷困少年与唐朝相国千金王宝钏相恋结婚，没想到新婚不久便被派往西凉征战，阴差阳错之下被西凉公主看上招为驸马，甚至当上了西凉国的皇帝。虽然最终平贵良心发现连闯三关回中原接回了发妻，但可怜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仅仅当了十八天的皇后便死去。虽说是虚构的戏文，但也透露出大家往往并不看好家庭背景相差悬殊的白富美和凤凰男之间的结合。然而现实中，在大学这样一个天然的大型 “相亲角”里，白富美和凤凰男却总是不期而遇。 这次我们不聊男婚女嫁，而是聊一聊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当今大学校园里，学文科的大多是“白富美”， 而学理科的很多是“凤凰男”？与上一期一样，我们依然会用到所提供的丰富数据进行论证（详情可点击超链接查看本期开篇数据介绍）。

首先，抛开家庭背景不说，上大学的女生确实比以前更多了，这无疑改变了大学里的男女性别比。虽然历史上男性在高等教育获得上曾长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男多女少的情况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缩小甚至逆转的趋势。diprete and buchmann (2013) 在《女性的崛起》(the rise of women）一书中就指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女性获得本科以上文凭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男性。许多关于中国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文献 (wu, 2010) 也同样表明，随着教育机会的持续扩展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不断深入，受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不断减小。特别是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得以扩展到高等教育层次。图1展示了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人数及其比例的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于历年教育统计年鉴）：在扩招前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维持在20%左右，而自1999年后高等教育中女性人数与女性比例快速增长，至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比例甚至开始超过男性。女性更多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的事实，也改变了婚姻市场上的婚姻匹配模式。因为受过高等教育女性增加，意味着传统的男性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婚配情况相对减少，而男女均为高学历的婚配情况将变得更加普遍 (hu & qian, 2016)。

然而，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并不能反映教育获得的全貌，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横向的分层。所谓横向分层是指与受教育年限、最高受教育水平等纵向的教育分层相对的，教育质量与内容上的差别，如精英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分层、专业间的分层等 (gerber & cheung, 2008)。对于教育的性别不平等而言，一个很重要的横向教育分层指标便是性别间专业获得的差别：在高等教育内部男性与女性的专业获得情况显著不同；而性别间专业分布的不同加剧而非消减了性别间的不平等，因为男性往往集中在收入更高的理工科／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专业 (charles & bradley, 2002)。

相关文献将性别间专业获得的差异称为专业的性别隔离。使用bscps的抽样框数据（即北京市教委提供的北京高校2005-2008级本科生注册数据），可以得到当前专业隔离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基于专业细类（94类，参照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划分得到的专业性别隔离的邓肯隔离指数为34.84，即34.84%的女性需要改变专业才能使男性与女性间专业分布相同。表1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男性集中在理工科专业，而女性则集中在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专业；同时，理科和工科的女性比例低于50%，特别是工科专业的女性比例仅为28.89%。这一结果与西方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男性与女性专业获得差异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男性更容易选择理工科／stem专业。

是何原因导致了这种“男性集中于理工科、而女性集中于人文社科”的专业分布呢？

1. 一种解释是男性在数学与逻辑思维等能力上优于女性，因此男性更倾向于选择、也更容易进入理工科专业。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在数学能力上并不存在先天劣势；此外，即使控制了数学能力的差异，性别间专业选择的差异也不能被完全解释。

2. 与此互补的是心理学的解释：女性往往对自己的数理能力的自信程度较低（即使控制了客观数学成绩差异）、对自己能够胜任理工科专业职业路径的自信程度较低、或认为理工科专业或职业路径与其家庭和生活规划不相符等。

3. 而社会学往往更强调制度化的性别规范：“男生天生比女生数学好”的刻板印象、“男性挣钱养家糊口、女性需要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性别规范，都会阻止女性选择理工科专业；而当理工科被打上“男性专业”的烙印、人文学科被打上“女性专业”的烙印后，人们更会为了更好地扮演社会角色，而做出维护自身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选择。

如果我们分文理科来看的话，可以发现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无论男女，家庭背景都要明显的好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实际上，国外研究早就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到孩子的大学专业选择 (leppel, williams, & waldauer, 2001; ma, 2009)。普通的家庭，特别是本身收入不高的家庭，会更注重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率，因而都希望孩子能够选择那些职业路径确定并且收入回报更高的专业，如计算机，工程，医学，法律等。而“富爸爸”们却似乎并不在意孩子所选择专业的“收入潜力”，因为他们本身殷实的家底就足以让子孙后代衣食无忧，实际上相当于为他们孩子更为“冒险”的人生选择提供了一个缓冲区或保护网（笔者立刻想到了王健林有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开玩笑”说：给儿子王思聪5亿上当20次，干不好就回万达上班）。因此，这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可能凭自己的兴趣去选择文学，历史，艺术这类看似“无用”的专业。例如，一位经济学教授gregory clark收集了过去15年中就读剑桥大学的学生专业选择的情况，并且将那些拥有稀有的、贵族化的姓氏的学生（代表他们较好的家庭出身）与其他拥有比较大众化的姓氏的学生进行了对比。他发现，那些出身名门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古典文学和历史专业，而最不可能选择法律和经济学专业。

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考制度，甚至文化习俗的差异，中国肯定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国情（比如像我们学社会学的并不是有钱任性，而是大多被调剂的）。但是，一个利用bcsps数据的最新研究也同样证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通常可以提供给子女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使得他们在大学里更可能选择文科类专业而不是强调功能性和回报率的stem类专业 (hu & wu, 2017)。

以上这些研究或许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的大学校园中，我们总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学文多是白富美， 学理多是凤凰男”的现象。这可能是性别专业隔离和家庭背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男性选理科的比例大大超过女性；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好的学生相对而言更可能选择文科。所以最终我们会发现家庭背景较差的男生（“凤凰男”）大多集中在收入回报高的理工科类专业，而家庭背景较好的女生（“白富美”）大多集中在人文社科类专业。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大学生中女性家庭出身相较于男性的优势，对整个女性群体而言却是一种劣势，因为这代表了只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女性才有资格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选择性效应），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女性，特别是那些出身农村而饱受性别歧视的女性升入大学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将远小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

此外，大学专业的性别隔离将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由于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通常会从事收入更高的职业，而理工科又被男性所主导，因此会直接导致在职场上男性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女性。并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理工专业男性往往能够更快地晋升，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加之女性不得不分更多的精力照顾家庭，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拉大。正如故事里的薛平贵一样，那些当初毫不起眼甚至出身贫寒的理工男们可能在大学毕业后事业发展越来越好，“飞上枝头做凤凰”，而如果嫁给他们的白富美们依然流连在自己的安乐窝中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许也只能像王宝钏一样与薛平贵越行越远。

“学文多是白富美，学理多是凤凰男”的现象也让我们意识到，即便是在“女性撑起（大）半边天”的高校里，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也未完全实现。我们当然很乐意看到大学校园里更多才华横溢的白富美，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忧虑，“凤凰女”们都到哪里去了？而专业性别隔离中的性别不平等因素也很难被消除，因为其间混杂着一部分合理的性别分工，也因为专业选择虽受性别规范的影响却往往戴着“自我表达”的假面。这种混杂的状况让专业性别隔离中的不平等变得隐性化。

作者简介

参考文献：

charles, maria, & bradley, karen. (2002). equal but separat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sex segreg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4), 573-599.

chu, cy cyrus, xie, yu, & yu, ruoh-rong. (2007).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2), 91-113.

diprete, thomas a, & buchmann, claudia. (2013). the rise of women: the growing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gerber, theodore p., & cheung, sin yi. (2008).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m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99-318.

hu, anning, & qian, zhenchao. (2016). doe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romote educational homogamy? evidence from married couples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in shanghai,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0, 148-162.

hu, anning, & wu, xiaogang. (2017). science or liberal arts? cultural capital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in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n press.

leppel, karen, williams, mary l., & waldauer, charles. (2001). the impact of parental occup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hoice of college major.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2(4), 373-394. doi: 

10.1023/a:1012716828901

ma, yingyi. (2009).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s—gender, race/ethnic, and nativity patter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2(2), 211-234. doi: 

10.1525/sop.2009.52.2.211

wu, xiaogang. (2010). 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8(1), 91-108. doi: http://dx.doi.org/10.1016/j.rssm.2009.1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