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 王丹红专栏-k8凯发百家乐

►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左到右依次为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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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最近我在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不少公开的报道中对郭永怀先生的介绍有一个事实错误。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力学大师郭永怀》，有一句解说词：

“（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另外，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也说：

“两弹一星功勋、空气动力学大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怀（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准备，试验准备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飞机返回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但是，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了尽可能的考察。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郭永怀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称号来之不易。

►“两弹一星”勋章。来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有七位科学家是追授，其中两位烈士，除了郭永怀，还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事业的专家、创建者和领导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在证书旁一栏详细写道：“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资料图）

在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是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究竟物理学家，中国动力学气象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三位功勋科学家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2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书》

2003年3月20日，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演讲厅，我聆听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演讲“航天情——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故事从那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时刻开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彭洁清从北京西郊外国语学院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翘首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已经下午5点过了，丈夫应该回家了吧、女儿们正围着爸爸叽叽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资料图）

当她兴冲冲上登上三楼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6月8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样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无产阶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将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黄土塘镇，童年时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学，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校长说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学，1933年，他成为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1941年，他考入当时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5年8月，他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毕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政府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1947年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纪念文章《两弹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写道：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个山城旅店写给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对家里情况的挂牵：“母亲的赡养，涌弟的休养，珠妹的升学，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亲及帮助弟妹而梦魂不安…… 在国外，也正需要适当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决定接受此项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同我的本行稍为脱离，但只要我对祖国一样有贡献，或甚至能完成更为迫促的任务，我想我的心里是会永远感到快乐的。”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吊销他的护照，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英国。1953年，在我国驻外使馆的指示下，他转移到西德亚亨工业大学，在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同时继续为党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洁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赴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在信托投资银行和“美国之音”工作。两人相识于一次留学生欢庆春节晚会。“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到曲终人散……人生的结合真是奇幻！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互吐衷肠，很快结为连理。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却没想到他正值成年却被撒旦夺走了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彭洁清已无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妇两人回国。1958年春节，聂荣臻元帅指名要姚桐斌到刚成立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他们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们家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茶几、电话…..卫生间还有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彭洁清回忆道。

1958年秋天，彭洁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们的大女儿在协和医院出生，因产后身体不好，她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1963年，她调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学院分院工作，两个小女儿相继出生。

1968年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 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她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并教她们英文；同时，百折不挠地为丈夫调查申诉！

周恩来总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时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经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会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的日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彭洁清立刻复印了几份，给每个孩子一张，她说要“立此存照！”

从1983年春开始，在美国大学时代同学的帮助下，彭洁清先后将三位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如今，三个女儿均在海外成家立业，她却一直定居北京，朋友问：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3 赵九章：不知遗体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源小区为高级科学家们新建了三幢特级住宅楼，郭永怀家住13楼，赵九章家住15楼，两家毗邻而居。

1968年10月26日深夜，赵九章在中关村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蔡恒胜在《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一文中写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关村）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立志学科学救国。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因家境日下，远赴杭州投奔姑妈家继续学业，1925年考进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他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姨夫戴季陶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曾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文革”中的罪证。

1929年，22岁的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女友吴岫霞也离开了上海青年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女中读书。

►1965年赵九章、吴岫霞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来源：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网站

“爸妈结婚前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清华，爸爸同学们的聚会郊游、妈妈是当然的来宾，胸前别着一个小条：‘赵来宾’，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咯咯地笑……妈妈年轻时性格活泼调皮，又爱玩，她说爸爸常管她念书，有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复习功课，妈说，有一次爸爸帮她在两个钟头里复习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赵九章大学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吴岫霞也高中毕业，两人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妈说，那时爸爸一个月90块钱，养家足足有余，还能请一位保姆帮助家务。”

1935年，通过庚款考试后，赵九章将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蒋介石之养子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专业，这后来也成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九章回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春天，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带着家人从昆明来到重庆，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继竺可桢后承担起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工作，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此，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解放战争时，气象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旅行伴侣号”，这是人类迈向外层空间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之后不久就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1958年1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科学界深受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也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1964年，我国地对地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1965年初，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建议书。

1965年9月，赵九章出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制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但他永远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颗中国星！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造反派赶出了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

“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4 郭永怀女儿：“写写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岁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边东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她用一双诚恳的眼光望着我说：‘写写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

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当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电话，“（老郭）告诉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着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见他回来，我想他可能是临时改变计划了吧，来不及告诉我。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的飞机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气很好，怎么会出事故呢？”我曾经问她：“您怎么知道当天的天气很好？”她说：“因为老郭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电我第二天早晨飞机到北京，所以，我特别注意当天的天气。”

出事当天，郭芹还在内蒙古农村，她对此有不同的记忆。

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华裔作者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曾在美国采访郭芹，郭芹回忆父亲遇难的情形时说：“那是一个雨天，缺乏经验的驾驶员错误理解了导航员的指令，飞机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烧……”

郭芹的记忆与她妈妈的不同。所以这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1968年12月5日是农历十月十六，满月，天气记录显示北京为晴天。飞机失事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

去机场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是事发当日在现场辨认出郭永怀的人，也是他后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通知郭芹。但是当天李佩问他郭先生回来没有，他无法告知实情。在凤凰卫视2010年12月15日播放专题节目《我的中国心》中，邵春贵在接受采访时说：

“郭先生去世时她（李佩）还是挺激动的，挺难过的，一直是我拉着给跑（民航局询问失事原因），那时跑了好长时间，李佩当然也挺难过，哭过多少次，很难过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飞机失事的细节。2010年12月，92岁的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但是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现在谁也闹不清楚，因为我就问了这民航局的局长，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飞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飞机驾驶员的问题。可是这次事情之后，周总理就给了他们民航局一个指示，让他们一定要培训驾驶员。”

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按规定烈士家属可享受优待。当有关方面问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顾，与彭洁清不一样，李佩当时拒绝任何照顾。结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并在1970年，随科大南迁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队的农村。

多年后我问李佩为什么不将17岁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坚强和自尊的李佩几年后在合肥被审查期间还曾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抢救了过来。

1971年，郭芹从农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却远在合肥继续接受审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挚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并拜访了钱家。然而，这次拜访令她深受打击。张纯如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郭芹走进钱学森家时，穿着蓝色军队制服的蒋英，用一种藐视、甚至是愤愤不平的表情看着她，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牺牲的时候得到应有的照顾，她也许不会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帮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来告诉我：“1996年春，蒋英来到我家，想问郭芹为什么要在张纯如的书中那样描述那次会见，但因为看见郭芹已经病很重了，就没有问了。”

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尽快向国内外发布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认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报》当即在12月13日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怀追悼会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他为“革命烈士”。

尽管周总理考虑得如此周到，没人会料到的是，当时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接受审查的力学家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从同事那里知道报纸上郭永怀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没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林鸿荪漂浮在怀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仅43岁。

林鸿荪是化学流体力学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燃烧、传热、低温技术和地面试车技术，以及在组织领导研制低空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革”中，林鸿荪、杨友鸾夫妇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鸿荪逝世后，李佩还尽力安慰帮助住在家中的杨友鸾。

2002年，在清华大学办公室，86岁的林家翘先生回忆起他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怀去世消息的悲伤时刻：“当时我好震惊，好心痛啊！”林家翘、梁守瀛夫妇1972年回北京时首先要求见到李佩，这样一直在接受审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许从合肥回到北京。

5 结束语

1999年9月18日，彭洁清、李佩等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两弹一星”获得者佩带奖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获得“正名”，他们的名字从此被镌刻进这个国家的历史。

今天我写文章来纪念他们，不仅是为了让后人了解他们的功勋，而是为了让后人不遗忘他们的死因。纪念，不一定歌颂，没有比事实真相更能让人们铭记与反思。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话可以时时让人们警醒：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参考文献略